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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苏智良在持续而深入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慰安妇”问题绝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日本法西斯无可辩驳的政府犯罪行为。随着日本修改宪法的非和平主义思潮兴起,否认战争罪责的国家路线日益明显,能否正确认识并彻底批判“慰安妇”制度,已成为亚洲甚至世界各国与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角力的焦点。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但他每一次科研方向的选择,都源自深重的社会责任感。他倾尽20余年心力从事“慰安妇”问题研究就是为此。

  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

  1991年以前,苏智良一直关注上海史,但并不知道上海和“慰安妇”制度之间的关系。当他在日本东京大学访问时,目睹了韩国“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在东京示威游行并要求日本政府给予道歉和赔偿的举动。当时一位日本教授说:“据说战时日本的第一家慰安所就在上海,是这样吗?那几位韩国老太太就是在中国充当‘慰安妇’的吧?”这几句话让他很震惊,也因此下决心做一番调查。其后,他辗转于东京各大图书馆查找关于中国“慰安妇”的一手资料,最终在战时文献中发现了一张注明为“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的照片。这张照片的发现让苏智良在关于中国“慰安妇”问题的调查上迈出了第一步。

  “‘慰安妇’的真相曾长期被遮掩,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才引起关注。”苏智良告诉记者,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还未有定论。但随着史料的公开、证言的积累,人们对真相的了解不断深入。此前由于中国缺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未能提供大量的证据和材料,因而出现了中国几乎没有“慰安妇”的错误观念。事实上,中国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实施地,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遭遇惨痛。

  1993年,他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寻访“杨家宅慰安所”。找到这处遗址后,他又开始大范围查访。调查越深入,结果越惊人,日军在上海设立的慰安所散见于当时城市的各个角落。1997年4月,苏智良决定走出上海、扩大调查范围。他以南京为第一站,辗转江南地区各城市,后又赴广东、福建、云南,再北上到华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并寻访到近百位“慰安妇”幸存者。

  反人类的“慰安妇”制度

  苏智良在持续而深入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慰安妇”问题绝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日本法西斯无可辩驳的政府犯罪行为。随着日本修改宪法的非和平主义思潮兴起,否认战争罪责的国家路线日益明显,能否正确认识并彻底批判“慰安妇”制度,已成为亚洲甚至世界各国与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角力的焦点。苏智良深知,“慰安妇”的历史是世界妇女史上空前的、最为惨痛的被奴役记录。全面调查剖析“慰安妇”问题,对人类文明史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由于“慰安妇”制度具有隐秘性,加之日本军队与政府刻意销毁,留存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在田野调查中,以访问者口述印证他人口述、以口述印证文献的方法便显得极为重要。在独自调查两三年后,为进行系统化、专业化的调查和研究,苏智良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并在各地聘请了60位调查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文化程度不一,有教授、律师,也有农民。他们的足迹遍及20多个省市,住过窑洞,遭遇过翻车,就这样找到一个个幸存者,努力劝说她们接受采访,为她们录音、录像,记录下她们的苦难经历。

“慰安妇”幸存者的身心都遭受过惨烈创伤,很多人都不愿意开口谈及曾经悲惨的经历,苏智良说,“我一般弄清老人受害事实之后,就不再去打扰她,采访完成后也不再去追问细节。对她们来说,每一次回忆往事就像死亡一样,非常痛苦。”从2000年起,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开始发起援助“慰安妇”幸存者生活费活动,并一直坚持至今。这些老人由于身心遭受创伤,大多疾病缠身、生活困苦。

  让世界记住这段不堪往事

  2000年,苏智良参与筹建“慰安妇”问题国际法庭,并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带领包括7名年逾古稀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在内的34名中国人,起诉日本政府。2003年11月,他邀请82岁的朝鲜“慰安妇”朴永心老人,重返当年的受害地——南京,确认当年的慰安所,顺利完成了跨国联合调查。多年来,他登上海牙、华盛顿、多伦多、平壤、马尼拉、旧金山、汉城、大坂的讲坛,两次主持大型的“慰安妇”问题和日本侵略战争责任国际研讨会,在这一领域发出了有力的“中国声音”。

  “我希望这项工作能有更多年轻学者来参与”,苏智良表示,未来,他计划带领“日本侵华战争‘慰安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组,通过全面地对日本在中国实施“慰安妇”制度的历史研究,梳理整合中、日、英、韩各种文字的“慰安妇”文字和口述资料,编辑资料集和影像资料,以文献与口述材料互证的方式描述这一被日本政府几十年来刻意隐瞒的性奴隶制度的历史进程,揭露这一战争犯罪的实质,考察战后国际社会和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态度演变,受害者的人权诉求历程,以及探索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路径可能。

  今年2月,在沪召开的亚洲日军“慰安妇”问题工作会议上,以苏智良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与韩国学者共同提出,将联合把“慰安妇”文献与调查资料共同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以期抢救史料、反思历史。为此,苏智良呼吁中国的档案馆尽快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资料全部公开,这样才有利于国内研究的深入,以事实说话,改变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

  苏智良告诉记者,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一直在“慰安妇”索赔等诉讼问题以及国际论坛上为受害者代言、伸张正义。虽然到目前为止,对日索赔的案例以失败居多,然而其意义并不只限于诉讼本身成败如何,更在于通过诉讼,使日本民众以及世界人民了解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对日索赔的“法庭战争”也将是一场持久战,但我们不应该轻言放弃。“战后的教训告诉我们,宽容是一种美德,而姑息却是一种错误。”

http://news.takungpao.com/society/topnews/2014-03/2328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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