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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40年保护珍贵史料的闵权老人。

  坚持40年保护珍贵史料的闵权老人。

闵权的儿子在翻阅当年老人家保存下来的史料。

  闵权的儿子在翻阅当年老人家保存下来的史料。

闵权老人捐献档案获得的奖状。

  闵权老人捐献档案获得的奖状。

  记者面前是一千多张保存在金湖县档案馆的特别纸张,这些泛黄的纸张上记录的是“高宝湖西”人民1939年至1945年六年间艰苦卓绝的抗战史,涵盖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江苏省首批珍贵档案”,这些史料在那个战争年代时刻被敌对势力窥视。

  本期档案穿越将呈现这批宝贵史料背后隐藏着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已故老党员及其妻子,夫妻俩为保全这些史料展开了一场长达40多年的“档案保卫战”。

  1030份史料缘何珍贵?

  近乎完整记录金湖人民抗战史,全国罕见

  这些记录“高宝湖西”(金湖县坐拥高邮湖、宝应湖、白马湖三湖,在抗日战争时期史料中称“高宝湖西”)人民1939年至1945年的抗战史的史料共计1030份,从政治、军事、经济、粮食、农田、水利、税收、司法、民政、教育、文化宣传等各个方面,展现了党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推动统一战线的艰苦历程,完整地还原金湖县革命斗争史,成为考证当地党的历史、研究革命史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宝贵史料。其中有老一辈革命家刘少奇、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陈志芳等签署的命令、委令、训令和有关密件等,非常有文献价值。

  这些特殊革命历史档案,由曾任解放区乡政府工作的闵权先生捐献,现在珍藏在淮安金湖县档案馆,并已装订成册。

  “革命时期的县、市以上的档案资料保存下来的较多,而乡镇级别的地方组织保存下来的却较少,何况这些档案资料还收集这么齐全,更是全国罕见。”金湖县档案专家雷兴科评价说。

  引子

  乡政府记录员经手收藏千份革命文件

  闵权1939年入党,从此开始了敌后的秘密救亡工作。1940年,新四军开辟了苏皖边区、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当年4月份,新高邮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立,闵权就踏上了革命征程,历任区乡干部,作为记录者,保管了大量各级文件。这些文件由闵权按月装订,带在身边负责保管。闵权记述“上级通过来文与我们进行信息传达与沟通,不直接见面。”

  “材料以16开为规格,做成包袱带在身边,决心是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文件死不丢。”闵权在回忆录中说,“公文是工作的航导,千万不可丢失,且本人识字不多,遇到不懂的字,还常与同志们商量,当时将文件当作宝中之宝,成年累月也就越积越多。”从1939年到1945年的六年间,共收集到1030份文件资料。

  金湖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史料中称“高宝湖西”,此地区河沟港汊纵横,滩涂芦苇密布,三面环绕的都是日军、汪精卫的伪国军以及土匪、湖匪等敌人,各种力量交织复杂,只有一面连通抗日根据地,然而这些顽匪经常扫荡,每一次都会对文件资料造成威胁,于是怎样保管这些革命文件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为保存这些革命文件,闵权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辗转密藏,历经战争时代日军、湖匪、伪军、国军多次烧杀抢掠的白色恐怖,并躲过暴风雨、洪涝灾害的数次冲刷以及文革时期的搜缴查抄,这些文件的曲折传奇经历听来不禁令人唏嘘。

  保全文件,经历惊心动魄四十余年

  记者在金湖县档案馆看到那1030份珍贵史料的同时,也看到了这些档案捐献者闵权先生的一份回忆材料《珍藏革命文件回忆录》,了解到一段鲜为人知的保护革命历史档案的曲折经历。在闵权先生的老家横桥乡小桥村,闵权的儿子闵立军也向记者讲述其父保存革命文件的经过。文件少时,闵权放在包袱里带在身边,然而文件日渐增多后,随身携带不便,他便交给妻子李承英,由她专门保管。于是这些革命文件不断搬来移去。夫妇俩为应对伪军、土匪的扫荡,施出各种“绝招”,虽保文件不失,却付出了惨重代价。

  土匪来袭,妻子抱起文件和婴儿就跑,路上孩子丢了

  在金湖县档案馆档案资料中,记者看到,最初,闵权将这部分文件捆扎起来,与家中的粮草捆绑在一起避过一难。也曾经送到亲戚家的草堆里埋藏起来,为了防止虫蛀鼠咬,又搬回家晾晒,晒过后将油布伞撕成两块,把文件资料包起来,堆在房子后面的砖头堆里,加盖泥土,然后用茅草封好洞口,躲过敌人两个多月的搜抄。

  “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闵权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

  闵权的儿子闵立军对记者说,父亲弥留之际讲起文件的历险过程,至今想来仍然惊心动魄。“1940年,伪匪登岸,鸣枪掳掠冲进我家,将锅碗瓢盆搜集一空扔进湖中,幸好当时母亲带着文件跑了出去,未受到损失,后来便有了经验,敌人一来,母亲就拿起文件包,携老带幼去坟堆草丛中避难。”闵立军对记者说,为此母亲还差点丢掉孩子。

  闵权记载了这一经过,“1940年腊月,土匪来扫荡,我妻李承英从梦中惊醒,拿出文件包,然后用被子裹着婴儿,随大家一起向西圩逃跑,不料小孩从被窝里掉了下去,她却不知道依旧飞快往前跑,后来,幸亏东庄陆奶奶看见,把孩子抱给她……”

  1941年冬,闵权在双庙乡任职,人地生疏,一天晚上突遭伪军包围搜查,考虑到带文件携带过河会有风险。他急中生智将后门的垫脚石用力掀起,将文件深埋地下,然后跳墙涉水逃难,敌人室内外搜查一遍一无所获,悻悻离去。

  敌人不断搜查,保护了文件,却失去了一个孩子

  好不容易等到了抗战胜利,闵立军对记者说,因为文件资料中有很多党的重要信息,所以各种敌对势力对此充满兴趣。随着父亲地下工作繁重,保管文件的重任落在母亲李承英那里。“她寝食难安,将文件包放到西庄干妈家,放在床底下,铺好草席后,让双目失明的干爹卧床伪装患病,所有窗户堵塞密不见光,敌人搜查也难看得清楚。”闵权记述到,国民党军队来清乡,他们闯进屋子来,到处翻箱倒柜,听见床上哼声不绝,咳嗽不止,要茶要水,秽气冲天,生怕沾染什么疾病,赶紧撤离。

  还有一次,清乡敌人半夜冲到家里。闵权害怕枕头中的文件遭难,假装不经意地被房内便桶绊倒,顿时房内臭气熏天,搜查的敌人赶忙掩鼻散开,最后,气急败坏的敌人抓走闵权了事。当逼问文件去向时,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敌人一无所获,囚禁两个多月后闵权才被释放。

  说到保存这部分文件的经过,当然也不总是那么幸运。1947年3月,闵权作为地方“掉队干部”,被顽匪集中看押,不准其北上迎军。他妻子李承英不顾风险将这部分文件挖洞埋藏草丛中,为了防止敌人的不断搜查,她时刻注意着它们的安全,无法顾上刚出生的第三个小孩,造成婴儿在忍饥受冷后患病,丧失最佳救治时间,不幸去世。

  解放后的一次洪灾,妻子保护史料险些被巨浪卷走

  解放战争胜利了,这批已然成为革命历史档案资料的保护却没有停止。1954年到1956年期间,村子里连续遭遇淹水,房子倒塌。当时,闵权担心这部分文件遇险,便用破棉袄把文件裹好捆紧,挂在屋顶,久而久之,绳子磨损了,偏赶上狂风洪水袭来,将文件包卷入巨浪中,妻子李承英听到包袱落水声,不顾性命扑上去就抢救,喝了几口水之后,终于将包裹救回。

  文革时期,保管这部分文件安全更是费尽心思。1976年的一天晚上,下起大雨,闵权将这部分文件包藏在锅后边柴草堆里。他刚要入睡,听到外边脚步声交杂着犬吠,他预感大事不妙,便将文件包放进锅里,中间放上水,以点火洗脚为名加以隐瞒。“当时红湖大队长,带同造反干部以及民兵十余人冲门查宿,见我在烧火,便去堂屋里搜查,他们掳去我家应用书百余本,连同本人生活下放的油补供应证等,统统以公挟私盗去,幸好文件未落入虎口。”在闵权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

  捐给县政府 获奖200元

  “关于这批档案的事情,我之前是毫不知情的。”现在已过古稀之年的闵立军对记者说,当年父母带着这部分文件东躲西藏时,并未告诉家中其他人。“父亲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我也是一次在他去公社开完会之后,准备捐献档案之后才知道有这回事。”闵立军说,父亲将档案捐献给政府前,忐忑了许久,写下了材料的来龙去脉以及保护过程的曲折经历。

  当时担任金湖县文化站站长的姜燕也向记者讲述了与这些档案资料结缘的情景。“最初知道这批档案是在1962年,当时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到闵桥镇的中学当老师,而闵权的儿子闵立军是我班上的一个学生。我在家访时常与闵权见面,有一次他提出了关于档案保存的问题并拿给我看,我一看,不得了,这都是珍贵的革命历史档案,劝他好好珍藏。”姜燕对记者说,1982年,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开始向社会征集革命历史文献时,想到闵权家中的公文布告等文件,正好符合要求,便与闵权做了沟通,鼓励他捐献给国家。

  闵权把捐献前的情况写了详细的报告和回忆资料。在1982年11月11日,他将革命历史档案全部捐献给县政府。当时江苏省委、淮阴地委以及金湖县委还分别给予了奖励。在闵立军的家中,记者看到闵权拿着奖状的留影以及两张奖状。“当时还奖励了我们200块钱。”闵立军说。

http://news.hexun.com/2013-07-27/1565376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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