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

作    者：张会超

出版日期：2011年12月

定    价：40.00元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12月出版

 

内容简介

       北洋时期清内阁大库档案被当作废纸贱卖，引起了罗振玉等人的注意和重视，遂有了“八千麻袋档案”的拯救与转手，明清档案由此进入公众视野，有志之士便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抢救、保护和整理工作。本书通过史料的挖掘与梳理，还原了这一复杂的过程，展现了具体详实的细节，对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等机构及其人士先后参与明清档案的保管和整理做了细致的探讨和阐述；并在史实构建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意义阐释，剖析了整理方法的运用与变化，揭示了档案思想的积淀和升华，阐明了档案整理的经验与教训。明清档案整理的影响逐渐深入人心，而其作用也日益突出，并成为了中国档案学形成的推进因素和重要内容。

 

作者简介

       张会超，男，1978年出生于河南省郾城县，先后就读于郑州大学、云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副教授，兼任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主持和参与多项科研课题，并在海内外发表学术文章四十多篇。

 

　　明清皇家档案库——皇史宬。

　　明朝永乐皇帝颁给喇嘛失家摄聶的勅谕。

　　清朝咸丰六年（1856年）的大金榜。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明清档案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有什么样的独特价值？怎样发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作用？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专门保管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和皇室档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胡旺林。

　　明清档案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记者：为什么说明清档案是中华民族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遗产？

　　胡旺林：档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直接记录，是兼有历史凭证价值和信息参考价值的特殊文化资源。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史中，档案一直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由于各种原因，明清以前历朝中央政府的档案绝大多数已经消失，流传下来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片纸只字。就此而言，明清档案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大也是最为系统完整的古代王朝档案。在20世纪初，久存皇宫的明清档案一向社会公开，即与殷墟甲骨文、敦煌写经一起，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三大发现，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明清档案现今存世1000多万件，上起明朝洪武年间，止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时期，跨越500多年，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明清档案既是古代原始文献，又是国家珍贵文物，具有权威性、系统性和唯一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档案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真迹，东方瑰宝”。

　　记者：明清档案都蕴藏着哪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胡旺林：作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在内政外交中形成的原始记录，明清档案蕴藏着广泛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里只能举其要者略作披陈。

　　首先，明清档案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大量档案突出证实了这样几点：一是国家大一统的理念。清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在东北和新疆采取军府屯兵制，在蒙古地区以盟旗制度实行自治管理，在西藏地区派驻藏大臣进行监管，其边疆民族政策很有借鉴意义，体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理念。二是中央集权下的行省制度。明清两朝进一步完善了中央集权下的行政管理制度，通过省、府、州、县的行政管理系统，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形成了基本的行政区划格局。三是官员选拔考核制度。通过严密的科举考试在全国范围定期选拔官员，以保证官员的素质和相对的公平性，而且对各级官员按照一定的标准定期考核。

　　其次，明清档案真实记录了明清两朝的社会文化。在社会生产方面，古代中国强调农为邦本，清代各省官员须按时奏报农作物长势、夏秋收成、粮价涨落等情况；清代的食盐产销、铜矿开采、官窑瓷器等重要手工行业，朝廷均设专门机构派员管理，将生产活动随时上报；清宫档案还记录了云锦、玉雕等大量传统工艺，保存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在自然环境方面，清代档案对水旱和地质灾害的详细记载，不仅是反映环境变迁的珍贵史料，而且为今天的三峡枢纽、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提供了借鉴参考；有清一代各地所得雨雪情况的定期奏报，形成了十分完整的气象气候资料，对现今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都是不可或缺的依据。

　　再次，明清档案保存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化。清朝确定满文为官方文字，现存200多万件满文档案，内容大都涉及边疆与民族问题，有待深入挖掘整理。蒙文档案留存下来5万多件，记录了十分丰富的蒙古族的社会文化信息。清朝皇帝崇奉藏传佛教，使西藏与中央政府及内地的关系更加紧密，档案记载了大量藏族宗教仪规和生活习俗方面的信息。其他如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变迁、生产生活与民族习俗等情形，在明清档案中都有详细记载。明清档案是一座少数民族文化宝库。

　　明清档案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具有特殊作用

　　记者：明清档案的开发利用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胡旺林：明清档案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自1925年特设专门管理机构之后，即由昔日皇家秘档转为国家文化遗产。从那时开始，明清档案事业历经80多年风雨沧桑，其保管和开发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5年—1948年），老一辈档案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精心保护，为躲避日本侵华战火将档案南迁西运，并拓荒式地整理出版了一批珍贵档案。第二阶段（1949年—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明清档案保管渐为有序，且有大量出版利用。“文革”结束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第三阶段（1979年至今），伴随改革开放，明清档案的保管整理和开发利用工作呈现全面发展的局面，其珍贵价值越来越彰显出来。

　　记者：那么，明清档案在现今国家文化建设中都发挥了哪些特殊作用？

　　胡旺林：明清档案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文化事业全方位服务，其多重文化价值主要表现为：

　　其一，明清档案成为国家资治的佐证。明清档案在许多方面直接服务于国家中心大事，在诸如中外划界谈判、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凭证作用。2011年，为配合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推出共计80册的大型档案文献《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首次全面系统地公布了晚清宫廷所藏辛亥革命档案，产生了广泛影响。

　　其二，明清档案成为学术研究的金矿。明清档案各类专题史料的编纂出版已达200多部，有1800多册，约5亿字，大大拓宽了明清史的研究领域。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后，我馆系统提供数字化档案300多万件，为清史编纂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成为这一国家文化工程的基石。大量满文、蒙文等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翻译出版，有力地推动了边疆民族问题的学术研究。

　　其三，明清档案成为地方和行业文化建设的特色元素。明清档案为社会各界编史修志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为各种明清古迹古建的维护修缮提供了真凭实据，为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打造了一张又一张个性鲜明的“文化名片”。

　　其四，明清档案成为公众品味历史文化的长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对公众免费开放利用。近20年在全国各地陆续举办30多项专题展览，传播了传统文化，让公众领略到皇宫珍藏。我馆曾以走出戏说、走近真实为主旨，集体创作了28集文献纪录片《清宫秘档》，面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

　　其五，明清档案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明清档案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金榜、皇室玉牒、满文秘本档等分批入选世界记忆工程，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迄今我馆已接待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前来利用研究，并与10多个国家的文化机构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合作。明清档案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明清档案要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贡献

　　记者：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过程中，如何做好明清档案的保管和利用？

　　胡旺林：关键是要构建好保管和利用两大平台，重点做好四方面的工作。一是抓好馆库设施建设。我们正在积极推进新馆建设，力争早日建成一座现代化档案馆。二是确保档案实体安全。健全档案保护制度，采用先进技术，加大档案保护力度，加强对残损档案的修复和抢救，确保档案的长久与完整。三是加强档案整理。力争用较短时间完成馆藏全部档案的秩序加工和著录工作，建好细账，摸清家底，为明清档案的安全保管和有效利用打下坚实基础。四是全面推进数字化工程建设。加快档案数字化进度，构建高效准确的档案数字利用平台，争取早日实现明清档案的数字检索和远程利用。

　　记者：面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要求，怎样进一步实现明清档案的文化价值？

　　胡旺林：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我们要更新思想观念，适应社会需求，采取得力举措，真正使“死档案”变成“活资料”，使档案馆变成“思想库”，努力打造明清档案的文化品牌。一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贴近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与重大部署，主动寻找发挥明清档案价值和作用的渠道，深度发掘明清档案文化资源，努力提升档案编研和编译工作水平。二是面向社会，走向大众。把满足社会公众需求作为明清档案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阅览厅、展览馆、大讲堂等各种形式，让明清档案走出宫廷、走向社会、走进时代，自觉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大格局，成为人民大众能够共享的传统文化。三是提升技术，整合信息。强化档案信息化建设，推进档案存储数字化、管理自动化、利用网络化，使明清档案工作步入信息时代快车道。四是沟通两岸，加大交流。由于历史原因，明清档案现主要分存北京与台北两地，我们要与台湾地区加强合作交流，相互交换数字档案，联手开发专题项目，让明清档案珠联璧合、发挥整体价值，彰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魅力。记者　叶帆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2/01-19/3615479.shtml

核心提示：他要让人们的大脑彻底洗去建文朝的一切记忆，于是建文时期的政府档案被大量销毁，宫廷档案和皇帝起居录等被涂写和修改，一切记载这一政变的私家记述和文献都被禁止，事实情形就像后世历史学家所说：“建文一朝之政治，其真实记载，已为永乐时毁灭无遗……成祖以为罪则罪之，既篡之后，谁与抗辩？”

文章摘自《明朝四季》 作者：赵柏田 出版：新星出版社

虽说是因为大臣们屡声“劝进”才即位，但明摆着是打进了京师才做成皇帝，要摆脱篡夺之嫌疑，堵天下人之口，首先要做的是否定前朝的合法性。坐上了帝位的朱棣既不给建文帝应有的谥号，甚至不承认建文的年号，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这个帝位不是从建文帝那里继承来的，而是直接继承自太祖高皇帝。他甚至还暗示，老皇帝在世之日，就很喜欢他，和大臣动议过易储一事，想让他燕王取代皇孙承续大统，考虑到秦、晋二王在世，且比他年长，这才没有坚持。

其次是改出身。皇位继承，讲究嫡长之分，为了让自己的得位显得合法，他将建文帝时代所修的《太祖实录》修改了两次，称自己是太祖高皇帝的元配马皇后所生，与懿文太子朱标及秦、晋二王同母，因他的这几个兄长已经亡故，诸王中自己居长，所以从伦序上说，入续大统是理所当然。修《永乐实录》时，更是直接把“高皇帝生五子”写了进去。但后来修《明史》者不知是疏忽大意还是有意为之，在好几处都透露出朱棣并非嫡出。

他要让人们的大脑彻底洗去建文朝的一切记忆，于是建文时期的政府档案被大量销毁，宫廷档案和皇帝起居录等被涂写和修改，一切记载这一政变的私家记述和文献都被禁止，事实情形就像后世历史学家所说：“建文一朝之政治，其真实记载，已为永乐时毁灭无遗……成祖以为罪则罪之，既篡之后，谁与抗辩？”

在皇帝授意下，经一班文臣的遮掩粉饰，正统的官方历史把这场政变如是叙述：洪武三十五年六月（请注意年代的表述方式），靖难的军队打到了南京金川门外，“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自焚”。称“建文君”而不称建文帝，暗示他不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又说他因无脸见人，惭愧而自杀，御用史家的春秋笔法显露无遗了。在他们的笔下，“今上”的姿态则要高得多，他摒弃前嫌，即命太监前往援救，施救不及，太监只好把“建文君”尸体从火中找出来，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帮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浑然不觉，走上了绝路！

这假惺惺的眼泪能蒙世人一时，血的事实却任谁也掩饰不了。城破后，建文帝的几个弟弟无一幸免，小儿子圭甫，当时只有两岁，朱棣派人把他幽禁到安徽凤阳老家，直到三世以后明英宗时，这个废皇子才重新得见天日，那时他已五十有七，智力水平却像个孩子一样，连大街上在走的牛马都分不清楚。此是后话不提。

对一班主张削藩的儒生，朱棣更是恨之入骨，大兵一入南京城，就“大索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五十余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对他们展开了毫不手软的屠杀，这些人多遭族诛，株连甚广，人称“瓜蔓抄”。南京陷落时，齐泰正出外募兵徒劳而返，为了不让燕王认出，他就把骑着的白马用墨涂黑，马跑得大汗淋漓，涂上去的墨汁全都洗掉了，有认得他的马的大叫，这是齐尚书的马！于是被燕兵逮住，押往京城处斩，他的从兄弟敬宗等皆坐死，叔时永、阳彦等谪戍，才六岁的儿子免死为奴。黄子澄还想图谋起事，被人告发抓住后，朱棣亲自审问，不屈，被磔死。族人无论年少年长全都问斩，姻亲全都发配戍边。

而至为酷烈的，莫过于方孝孺因不肯为朱棣撰即位诏，“夷十族”，诛杀八百七十三人。

朱棣兵发北平时，姚广孝特地以方孝孺为托。他对朱棣说，南京城破之日，方孝孺一定不肯降服，不管如何千万别杀他，“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他。

一向目无余子的姚广孝如此垂目的方孝孺，可说是明初知识界的一面旗帜，以道德学问著称于世。方孝孺是开国儒臣、大学问家宋濂的学生，“幼警敏，双眸炯炯”，手不释卷的他童年时就被乡人目为“小韩子”。日后成为建文朝典章制度执笔者的他，年轻时却自恃才华看不起文章事业，认为那只是雕虫小技，他真正的志向是辅佐明主成就一番事业。早年在台州府宁海县乡下的时候，他生了病，家里又断了粮，他却不以为忧，那副安贫乐道的样子让周围人都觉得此人真是不可理喻。如同他的名字所透露出来的气息，方孝孺最早是以一个孝子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1376年秋天，他的父亲、曾任济宁知府的方克勤因“空印案”株连死在北京，他一路扶榇南归，哀恸于路，曾引得许多同样身受冤屈而又不得放言的人们为之一洒同情之泪。

1382年，方孝孺经人举荐应征至京，正式引起朝廷的注意。朱元璋喜他学问博洽，品行又端庄，却没有给他安排什么职位，只把他礼送还乡。后来因仇家构陷，方孝孺被系于京，朱元璋在名单上看到，一笔就把他的名字给勾掉了，让他回乡继续读书。1392年，方孝孺又被荐召至京，此时的方孝孺已文名满天下，史传称时人评价他的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这一回朱元璋给他安排了汉中府教授的一个闲职。朱元璋这么做倒并不是真的要把方孝孺给雪藏起来，朝中局势叵测多变，他不希望看到这个性子耿直的年轻人一不小心卷入漩涡稀里糊涂掉了脑袋。朱氏江山要传之久远，总得有些得力的臣子才行。到了汉中，方孝孺在教授这个职位上却干得很用心，与当地诸生讲学不倦，言必称“道德”；封地在成都的蜀献王为其名声所动，礼聘其为世子师，还尊之以殊礼，把方孝孺的读书处名为“正学”，方孝孺“正学先生”的大号就是这么来的。

1398年建文帝即位，即把在士林中已然声名卓著的方孝孺召为翰林侍讲，第二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也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建文帝好读书，每有疑难，就召来方孝孺讲解。大臣临朝奏事，每有决定不下的，就召方孝孺协助批答。举凡修纂《太祖实录》、《类要》诸书，方孝孺皆为总裁，可见圣眷之隆。燕王举兵南犯，朝廷决定北上征讨，所有诏檄也都出自方孝孺之手。

1401年，燕兵攻掠大名时，方孝孺曾向建文帝建议，可急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渡卢沟捣北平，趁燕兵回救可以大破之。到了第二年五月，燕兵即将过长江，建文帝身边已无兵可调，他建议以割地的许诺来换得喘息的机会，等到四方勤王的兵马到达，再与北军在长江上作一决战，虽是书生论兵，倒也切中关节。

当燕兵掠沛县，烧粮船，中原空虚之时，方孝孺深以为忧，无奈之下，他秘密写信给燕王世子朱高炽，想离间朱棣父子，孰料朱高炽收到信后不启封，直接送到了朱棣面前，使得这一计谋流产了。但后来许多史家认为这一说法太不靠谱，临阵对垒，哪有笨到想靠离间父子关系侥幸取胜的？张履祥在一份备忘录中称，方给世子写信，本意是劝他以至诚感动其父退兵，终守臣节，使父子俱得保全，而不是要离间他们父子感情。

北军渡江时，有大臣劝建文帝突围出城，以图他日再兴，方孝孺则坚持应该固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六月乙丑，金川门被李景隆和谷王指挥人打开，北军蜂拥而入。是日，方孝孺被执下狱。

朱棣记着当日离开北平时姚广孝的话，想让方替他起草登基的诏书。要知道，起草新皇登基的诏书对一个文臣来说可是至高的荣誉，朱棣认为，方孝孺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拒绝。朱棣派了方孝孺的两个学生廖镛、廖铭去狱中劝说，方破口大骂：亏你们跟我学了这么多年，连最基本的道义和是非都不懂吗？

方孝孺被召上殿来时，大放悲声，哭声响彻朝堂，朱棣不以为忤，为示礼贤下士，下榻亲自来迎接。以下这节朝堂上的辩论，向来被视作“方孝孺式硬气”最生动的呈现：

成祖降榻，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

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彼自焚死。”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成祖曰：“国赖长君。”

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狂怒的朱棣命把这个不识抬举的家伙凌迟处死。方孝孺留下一首绝命诗，慨然就死。学生廖镛、廖铭检其遗骸，把他安葬在聚宝门外山上。方孝孺的兄长方孝闻，先他而死，弟方孝友与他一同就戮，妻子郑氏，两个儿子中宪、中愈自刎死，两个女儿皆未成年，投秦淮河死。一门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方孝孺被处死，朱棣命翰林院侍读楼琏起草登基诏书。楼琏是浙江金华人，也是宋濂的学生，文才出众。楼琏战战兢兢勉强写完了诏书，回到家，对妻子说，我死了倒也罢了，只怕不承命的话还要连累你。妻子说：你还好意思回来？面对九泉之下宋濂先生的灵魂，你真的能问心无愧吗？楼琏羞愧难当，左思右想，到了傍晚自缢了。

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

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声愈厉。

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孝孺不一顾，乃尽杀之，然后出孝孺，磔之聚宝门外。

灭十族这节没有写入十七世纪的官方史书《明史》，这或许是后来的修史者故意为朱棣开脱，掩饰其残暴。清代朱彝尊更是言之凿凿，称《尚书》上记载只有灭九族，秦汉时至多只诛三族，所谓灭十族不过是三家村夫子之说，对此，明史考证专家黄云眉先生颇不以为然，认为朱彝尊这么说实在是“纠野史之失，而宽暴君之恶”。

在不久后公布的官方文件中，方孝孺则被描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之徒。《太宗实录》卷九，“四年六月乙丑”条下载：“时有执方孝孺来献者，上指宫中烟焰，谓孝孺日：此皆尔辈所为，汝罪何逃！孝孺叩头祈哀，上顾左右日，勿令遽死，遂收之。”“丁丑”条下又载：“执奸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至阙下，上数其罪，咸伏辜，遂戮于市。”

《太宗实录》修于仁宗朝，当时朝廷修三朝实录，对史事多有涂饰，负责这一编书工程的是史称“三杨”之一的杨士奇。黄云眉先生考证说，诬方孝孺叩头求余生，实是三杨诸公手笔，可以肯定是出于杨士奇曲笔。其实当时人对此已有发现，潘柽章《国史考异》就记载了时人叹息此事的一首《哀江南词》：

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

叩头乞余生，无奈非直笔！

“凛凛犹有生气”

永乐政权诞生于一片血腥之中，现今从历史的残简断片间看去，那种对生命的漠视和对人的尊严的肆意践踏，兀自令人心惊。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gudaishi/detail_2012_01/20/12101699_0.shtml

1月17日，上海市档案局召开2011年上海十大档案新闻发布会，市档案局局长朱纪华、中国档案报副总编刘安、中国档案杂志社副总编邓小军出席并讲话。会议揭晓了经推荐、评选的2011年上海十大档案新闻。

    一、3月11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档案工作会议，明确“十二五”上海档案事业发展目标，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实现上海档案事业发展新的突破；部署2011年重点工作，强调以民生档案和开放档案远程利用服务为重点，推进城市数字记忆工程和档案文化传播工程建设。

    二、4月，上海市档案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刘光清荣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12月25日，《解放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对刘光清事迹作长篇通讯报道。

    三、4月14日，国际档案理事会城市和地区档案馆处执委会在上海市档案馆举行“绿色档案建筑”国际研讨会。

    四、5月，上海市档案局被中宣部、司法部评为“2006—2010年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12月，上海市档案馆被教育部和国家档案局命名为首批“全国中小学档案教育社会实践基地”。4月、11月，上海市档案馆分别被授予上海市首批“廉政教育基地”和“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称号。

    五、6月15日，由上海市档案局与上海市委宣传部等主办的“我们共产党人”大型主题展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等市党政领导前往参观。上海市档案局馆还先后推出《上海·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档案展》、《档案春秋》“纪念建党90周年专辑”、“东方讲坛”专题讲座、上海档案信息网“红色收藏”等系列纪念活动。上海各区县档案局馆也以举办展览、出版史料汇编及研究著作等形式纪念建党90周年。

    六、6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系统新闻发言人记者见面会暨首场新闻发布会举行，上海市档案局新闻发言人杨智敏、程绣明首次公开亮相。

    七、10月9日，由上海市档案局馆等单位承办，上海市政协主办的“辛亥革命在上海”文献文物展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上海市领导俞正声、韩正、刘云耕、冯国勤、殷一璀等参观展览。上海市档案局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活动亦同时展开，出版《档案春秋》杂志“辛亥百年纪念专辑”，与上海故事广播合办“辛亥革命在上海”系列故事节目，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金融业”学术讨论会。

    八、11月10日,上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召开上海世博会档案工作总结表彰会。上海市档案馆共接收上海世博会档案31.76万件（卷），各区县档案馆共接收世博档案近20万件（卷）。

    九、11月18日，上海市档案局业务指导处驻都江堰工作组和郑泽青、康勇、夏广平分别荣获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突出贡献集体和突出贡献个人。12月14日，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指挥部总指挥薛潮将17件灾后重建档案资料赠予市档案馆。

    十、1月、4月、8月、10月，上海市档案馆编撰和参与编撰的《上海的外国文化地图》丛书、《那个年头，那些事》、《辛亥革命与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选译》、《上海影像：见证中美关系发展百年》等档案史料及文化读物出版。

 

本刊上海通讯员 邹伟农

http://www.chinaarchives.cn/lanmu_view.asp?id=24379

——我所了解的毛泽东手稿管理工作和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情况

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   齐得平

内容提要：
　　前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一篇署名罗冰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以下简称《真相》）的文章，诬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这纯属无中生有、肆意捏造的谣言。而不少不明真相的人被这种别有用心的编造弄得迷惑了，至今还有人写文章进行引证，以讹传讹。

　　这一谣言的制造者们，他们这样做的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虽是满纸荒唐言，而且造得离奇拙劣，但不可低估它的社会影响，会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我从1950年就开始参加中共中央档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开始负责毛泽东同志手稿的管理工作，直至退休。我还参加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等项服务工作。面对罗冰们的造谣惑众，谬种流传，我作为一名老档案工作者，深深感到有责任谈谈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以正视听。

　　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成立。这年12月，中央档案馆领受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任务（此前《毛选》一、二、三卷已经公开出版）。

　　当时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电手稿分散在中央档案各卷宗中，需要逐卷翻阅查找。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加班加点，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查阅三千多卷档案，从数万件文电中，将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几千件文稿查出。最后推荐上报的文稿共约一百余件。这些文稿，后来有几十件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几篇文章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记录整理出来的文稿，其余绝大多数是毛泽东同志的手稿。

　　毛主席还亲自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的选稿工作。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就是他自己从新华书店出版的《驳艾奇逊》一书中选定的。毛泽东同志所写的这几篇文章的手稿和《驳艾奇逊》这本小册子，都收藏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毛泽东文稿中。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期间，我参与了一些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考订等工作，深深感到编辑《毛泽东选集》是一项极其严肃认真的事情。

　　我参加的校对工作，主要是用档案原稿逐件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印文。包括核实毛泽东同志手稿中涉及的一些地名、人名以及具体数字，考证毛泽东同志手稿中的一些具体文字和写作日期。

　　我参加的鉴别工作，主要是鉴定有些一时没有见到原始稿的文章是否是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比如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一文，当时《毛选》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我：档案馆有没有毛主席起草的这个指示的原始手稿？因为他看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查看了档案原始稿，发现是周恩来同志起草的，毛泽东同志作了修改，修改后由秘书誊清，毛泽东同志在誊清稿上又作了修改。《毛选》编委会办公室看到的就是在誊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把核查的情况向编委会办公室作了汇报，说：这个指示是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经毛主席修改的，原始稿就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后来这篇文章就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80年，该文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

　　这些情况，足以说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十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收录有1948年1月7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一文，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同时特别强调给中央所写的报告应“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毛泽东同志对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是这样要求的，而他自己就是这样带头做的。《毛选》四卷收入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都有原始档案为据。这都是经过认真核实的。中央档案馆保存有毛泽东同志的文稿档案几万件，这是他给我们党和国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罗冰的所谓《真相》一文称：《毛泽东选集》中《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都“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后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这就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下面，我就列举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文章的原始文献为证，来回答谣言的制造者，澄清事实真相。因为这些文章都是被罗冰们诬指为由他人代笔的，相信广大读者看了之后自有明断。

　　1、《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毛泽东同志这篇重要著作的手稿，全文共28页，用的是16开纸，是毛笔横写的（见正文照片）。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手稿，白纸黑字，历历在目。可造谣者却硬说是别人起草的，用心何在，不言自明。

　　2、《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应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的请求，前往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所写提纲的部分章节。当时毛泽东同志每周到抗大讲两次课，每次4个小时，历时3个月。总政治部把讲课记录整理出来，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后印了若干份。中央档案馆收藏有1937年9月油印的毛泽东同志在抗大讲《辩证法唯物论》的讲授提纲和1940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矛盾论》是讲授提纲第三章中的一节。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亲自将这两节整理收入《毛泽东选集》。1956年3月14日，他在谈到这两篇文章时说：自己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

　　中央档案馆收藏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油印件和铅印件，至今保存完好（见正文照片）。《真相》一文却说《实践论》、《矛盾论》不是毛泽东写的，这不是无稽之谈又是什么？

　　3、《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5月19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延安整风的重要著作之一。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时，只写了一个提纲。这篇文章的手稿是他按照讲演提纲亲自加以整理的。全文18页，用的是16开纸，是用铅笔横写的（这篇手稿的前几页见正文照片）。

　　而《真相》一文却捏造说，这篇“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的，经王稼祥修改的”。这种捣鬼之术，实在是荒唐可笑。

　　4、《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向中共七大作的书面政治报告。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七大的议事日程及报告负责人，决定政治报告由毛泽东同志来作，并特别说明政治报告不设准备委员会。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时，毛泽东同志对政治报告的写作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报告的主要观点也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他说：如果同志们同意这些基本观点，政治报告修改后可以印发参加七大的所有代表，代表大会上仍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并说：我已改了8次。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胡乔木同志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

　　中央档案馆原副馆长裴桐同志也对我说过：“《论联合政府》是毛主席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而罗冰在《真相》一文中却把《论联合政府》说成是“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的，这不又是一个谎言吗？

　　5、《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这是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一篇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手稿全文共31页，用的是16开纸，横写。文章标题原为《二十八年》，后来毛泽东同志用毛笔改成《论人民民主专政》，后边还有他的亲笔署名。

　　正文第1-15页是用铅笔写的，第16-31页是用毛笔写的，均用毛笔修改过。有过两次竖排铅印的清样稿。

　　第一次清样稿16页，标题原为《二十八年》。毛泽东同志用毛笔改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正文先是用铅笔修改，后又用毛笔修改，增加了很多内容。

　　第二次清样稿也是16页，毛泽东同志用毛笔作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内容（这篇文章手稿和清样修改稿见正文照片）。

　　而《真相》一文却说文稿“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显然，又是在向壁虚构，信口雌黄。

　　从我所列举的上述这些毛泽东文稿的真实情况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相》一文作者所编造的谣言是何等离奇、何等荒诞不经！

　　《毛泽东选集》第1—4卷，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辑的，它收入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新中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历史人物的著作能够与之相比。这些著作中所体现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永远应该倍加珍惜和不懈学习的。编造《真相》一文的罗冰们使出造谣之术，企图瞒天过海、欺人欺世，但谣言毕竟是谣言，一经被事实揭穿，就会被击得粉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是任何力量、任何诡计诋毁不了的。

　　档案是历史的见证，而历史不容篡改！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收入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前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一篇署名罗冰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以下简称《真相》）的文章，诬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人起草的。”这纯属无中生有、肆意捏造的谣言。而不少不明真相的人被这种别有用心的编造弄得迷惑了，至今还有人写文章进行引证，以讹传讹。

　　这一谣言的制造者们，他们这样做的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虽是满纸荒唐言，而且造得离奇拙劣，但不可低估它的社会影响，会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我从1950年就开始参加中共中央档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中央档案馆领导决定将毛泽东手稿集中，指定由我专门负责保管。从此，我长期负责毛泽东手稿的管理工作，直至退休。我还参加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等项服务工作。面对罗冰们的造谣惑众，谬种流传，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精神，我作为一名老档案工作者，深深感到有责任谈谈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尤其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毛泽东文稿的情况，以正视听。

　　一、我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情况

　　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新馆成立。这年12月，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裴桐到中南海开会，领受了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任务（此前《毛选》一、二、三卷已经公开出版）。我当时负责保管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档案，他要我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10月1日前毛泽东的文电、讲话、报告做出一个目录，交给保管部主任吴善昌看过审定，然后上报《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1960年元旦一过，裴桐、吴善昌便召集中共中央档案保管部全体人员开会，动员、布置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工作。当时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电手稿分散在中央档案各卷宗中，需要逐卷翻阅查找。因要求急，任务重，时间紧，保管部30多人，大部分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大家把为编《毛泽东选集》提供文稿档案当作头等政治任务，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加班加点，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查阅三千多卷档案，从数万件文电中，将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几千件文稿查出。此后，又由我负责把这些文稿编制目录，交付打印成册（其中本馆打印了两年的目录，另请中办机要室、机要局各帮助打印了一年的目录），同时将毛泽东的这些手稿一一调出来，提供给裴桐和吴善昌逐件阅览，遴选出他们认为可以考虑选用的文稿，陆续报送《毛选》编委会办公室。裴桐、吴善昌最后推荐上报的文稿共约一百余件。这些文稿，后来有几十件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关于重庆谈判》（1945年10月13日）等几篇文章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记录整理出来的文稿，其余绝大多数是毛泽东同志的手稿。

　　除了查阅馆藏档案之外，还需要在社会上广泛征集。1960年1月，经《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成立了中央办公厅征集小组。曾三任组长，叶子龙、裴桐任副组长。以中央档案馆征集科和中办机要室三科为主，共抽调五人组成中办征集小组办公室，立即着手工作。征集工作首先在中直机关、国家各部委、北京市有关各单位和中央军委及各总部开展起来。在各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不到一个月就征集到毛泽东手稿原件165份。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165份文稿主要来自胡乔木处，和新华社负责人范长江处。其中有几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

　　毛主席还亲自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的选稿工作。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就是他自己从新华书店出版的《驳艾奇逊》一书中选定的。毛泽东同志写的这几篇文章的手稿和《驳艾奇逊》这本小册子，都收藏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毛泽东文稿中。

　　二、我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部分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和考订等工作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期间，我参与了一些文稿的校对、鉴别、核实、考订等工作，深深感到编辑《毛泽东选集》是一项极其严肃认真的事情。

　　我参加的校对工作，主要是用档案原稿逐件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印文。当时，参加《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工作的逄先知同志带着《毛选》第四卷书稿的印文，来到中央档案馆，在馆部领导安排下，我将原稿调出，用毛泽东同志文稿原稿，逐字逐句进行核对。核对的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工作程序是我读原稿，他看印文，确保准确无误。

　　我参加的鉴别工作，主要是鉴定有些一时没有见到原始稿的文章是否是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比如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一文，当时《毛选》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我：档案馆有没有毛主席起草的这个指示的原始手稿？因为他看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查看了档案原始稿，发现是周恩来同志起草的，毛泽东同志作了修改，修改后由秘书誊清，毛泽东同志在誊清稿上又作了修改。《毛选》编委会办公室看到的就是在誊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把核查的情况向编委会办公室作了汇报，说：这个指示是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经毛主席修改的，原始稿就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后来这篇文章就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80年，该文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上卷。

　　我参加的核实工作，主要是核实毛泽东同志手稿中涉及的一些地名、人名以及具体数字。比如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中，详细列举了敌军的数字。编委会办公室为核实《指示》中的这些具体数字，四处查找材料。在军事科学院找不到，在中央档案中也没有找到，十分着急。我也急编委会所急，经过反复查找，终于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交来的周恩来档案中，找到了周恩来当年亲笔写下的关于敌军数字的统计材料，印证了上述指示中的数字，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我参加的考订工作，主要是考证毛泽东同志手稿中的一些具体文字和写作日期。如为查实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的写成月份。当时，编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打电话问我：“《指示》中说的有些事是八月十六日以后的，《指示》末尾写的是‘八月十六日'，这是怎么回事？”接电后，我查阅了中央档案中保存的《指示》原稿，发现原稿文尾写的确实是“八月十六日”，但从字迹上看，“八月”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为了查清这个问题，我又查阅了发文的编号，发现编号是9月的，证明这个重要指示发文时间应该是“九月十六日”，而不是“八月十六日”。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辑出版的《军事文集》（第二集）中错印成“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纠正了这一错误。

　　以上几例是我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等服务工作中的几件小事，还远算不上是《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这些情况，足以说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十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

　　三、《毛泽东选集》的真相不容篡改——批驳《真相》一文的几份档案文献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收录有1948年1月7日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一文，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同时特别强调给中央所写的报告应“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64页）。毛泽东同志对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是这样要求的，而他自己就是这样带头做的。《毛选》四卷收入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都有原始档案为据。这都是经过认真核实的。中央档案馆保存有毛泽东同志的文稿档案几万件，这是他给我们党和国家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罗冰的所谓《真相》一文称：《毛泽东选集》中《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都“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后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这就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下面，我就列举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文章的原始文献为证，来回答谣言的制造者，澄清事实真相。因为这些文章都是被罗冰们诬指为由他人代笔的，相信广大读者看了之后自有明断。

　　1、《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毛泽东同志这篇重要著作的手稿，全文共28页，用的是16开纸，是用毛笔横写的。以下是这篇文章开头的4页（附照片）。

　　

　　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手稿，白纸黑字，历历在目。可造谣者却硬说是别人起草的，用心何在，不言自明。

　　2、《实践论》（1937年7月）、《矛盾论》（1937年8月）。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应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的请求，前往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所写提纲的部分章节。当时毛泽东同志每周到抗大讲两次课，每次4个小时，历时3个月。总政治部把讲课记录整理出来，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后印了若干份。中央档案馆收藏有1937年9月油印的毛泽东在抗大讲《辩证法唯物论》的讲授提纲和1940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矛盾论》是讲授提纲第三章中的一节。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亲自将这两节整理收入《毛泽东选集》。1956年3月14日，他在谈到这两篇文章时说：自己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5页）。

　　以下是中央档案馆收藏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油印件和铅印件的封面，至今保存完好（附照片）。

　　

　　《真相》一文却说《实践论》、《矛盾论》不是毛泽东写的，这不是无稽之谈又是什么？

　　3、《改造我们的学习》（1942年5月19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延安整风的重要著作之一。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讲演时，只写一个提纲。这篇文章的手稿是他按照讲演提纲亲自加以整理的。全文18页，用的是16开纸，是用铅笔横写的。

　　以下是这篇手稿的前4页。（附照片）

　　

　　而《真相》一文却捏造说，这篇“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的，经王稼祥修改的”。这种捣鬼之术，实在是荒唐可笑。

　　4、《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这是毛泽东同志向中共七大作的书面政治报告。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七大的议事日程及报告负责人，决定政治报告由毛泽东同志来作，并特别说明政治报告不设准备委员会。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时，毛泽东同志对政治报告的写作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报告的主要观点也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他说：如果同志们同意这些基本观点，政治报告修改后可以印发参加七大的所有代表，代表大会上仍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并说：我已改了8次。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胡乔木同志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

　　中央档案馆原副馆长裴桐同志也对我说过：“《论联合政府》是毛主席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而罗冰在《真相》一文中却把《论联合政府》说成是“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的，这不又是一个谎言吗？

　　5、《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这是毛泽东同志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一篇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手稿全文共31页，用的是16开纸，横写。文章标题原为《二十八年》，后来毛泽东同志用毛笔改成《论人民民主专政》，后边还有他的亲笔署名。

　　正文第1—15页是用铅笔写的，第16—31页是用毛笔写的，均用毛笔修改过。有过两次竖排铅印的清样稿。

　　第一次清样稿16页，标题原为《二十八年》。毛泽东同志用毛笔改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正文先是用铅笔修改，后又用毛笔修改，增加了很多内容。

　　第二次清样稿也是16页，毛泽东同志用毛笔作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以下是这篇文章手稿中的4页和清样修改稿的最后一页。（附照片）

　　

　　

　　而《真相》一文却说文稿“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显然，又是在向壁虚构，信口雌黄。

　　从我所列举的上述这些毛泽东文稿的真实情况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相》一文作者所编造的谣言是何等离奇，何等荒诞不经！

　　《毛泽东选集》第1—4卷，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辑的，它收入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新中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历史人物的著作能够与之相比。这些著作中所体现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的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永远应该倍加珍惜和不懈学习的。编造《真相》一文的罗冰们使出造谣之术，企图瞒天过海、欺人欺世，但谣言毕竟是谣言，一经被事实揭穿，就会被击得粉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是任何力量、任何诡计诋毁不了的。他们这样做，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档案是历史的见证，而历史不容篡改！

http://www.wxyjs.org.cn/GB/186506/236302/16872096.html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集中国封建社会之大成，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作用。清初，满族统治者朝气蓬勃，虚心学习，尽管它曾经以落后的政治措施及野蛮的军事手段，给全国各族人民造成巨大的破坏，也招致全国范围大规模地抵抗。但是，清统治者集团能够很快学习汉族先进文化，调整统治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果断的措施，较快地实现了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泱泱大国，比之汉唐，毫无逊色。

清代文化成就之一，是它的档案事业。档案是文化的产物，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有清一代极端的封建君主专制，以清初“文字狱”为代表，曾严重桎梏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但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仍按其历史规律，健康地、不以统治者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发展前进，因为造就了清代档案以极具时代特色的姿态傲立于中国档案文化之林。

清二百多年的皇家档案，保存在北京紫禁城内，还从盛京（清时沈阳）移来满文老档，统称“内阁大库档案”，几乎记录了有清一代全部历史。清档案形式多样、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弥足珍贵，它较真实、全面地记录了大清历史，是认识、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材料。

研究民国时期对这些档案整理研究的意义，一般都从“八千麻袋事件”谈起，以示内阁大库档案被糟蹋成何等模样，其实，清档也随着清王朝自身的局限性，而历经坎坷，多所磨难。

清廷到光绪时没有专人管理档案，仅有内阁典籍厅和满本房分别兼管，据《光绪会典》记载及内阁大库的实际情况，大体是典籍厅掌管西库贮存的“红本”（即封面有红字书写皇帝意见的题本）及书籍、表章；满本房掌管东库保存的《实录》、《圣训》、《起居注》、《史书》及其它档案原件，因此，此时内阁大库没有划一的保管制度。

所存档案皆打包结捆地堆积起来，无人问津，因内阁大库规定“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戒备森严，禁秘异常，真所谓“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致使这些档案几百年来“尘封插架”，禁锢于“灰堆积土”中。自清入关到道光朝二百来年，对库房从未拆盖修理过，以致库房因年久“木料糟朽，墙壁闪裂”，“院内地沟堵塞，每遇大雨，积水盈尺，无处渲泄”，“渗漏坍塌，几无完室”。

由于大内档案到了清末已经“木格已满”、“潮湿霉烂”，加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大库墙倾翻修，二月，内阁大学士李鸿章奏请“将所有经过多年潮湿霉烂之副本捡出，派员运往空闲之处，置炉焚化，以清库贮”。经朝廷批准，内阁于三月二十五日决定，除光绪元年至二十四年的正副本，不论是否霉烂，一律保留外，“其远年新旧各本，及新旧记事档薄，仍着原派各员等，将实在残缺及雨淋虫蚀者，一并运出焚化”（内阁北厅《清查光绪年红本档》，载于《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二），结果焚化大量大批光绪以前的清档。

宣统元年（1909年）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希望查阅清初多尔衮任摄政王时举办摄政大典时的档案以做参考，不料在内阁大库捡寻不得，内阁官员便借口库内档案无用者太多，上奏请求焚毁，获得朝廷批准。不俟秦火，将沦劫灰。

此时，管理学部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闻知此事，奏请将内阁大库藏书以及清朝档案汇编，如《起居注》、《实录》、《圣训》、《方略》等拨交学部，设学部图书馆（后改为京师图书馆），派学部参事、后来溥仪的老师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选书籍和档案。罗振玉见档案随便堆放在文华殿的西庑，多为红本，“高若丘阜，皆依年月顺序，结束整齐”。

罗振玉随手抽出两束档案来看，其中一束为乾隆时漕运总督管干珍督漕时的奏折，另一束为乾隆时军机大臣阿文成征金川时的奏折，两束极为珍贵。罗振玉听说要焚毁这些档案，他恳请张之洞“上奏罢焚”，朝廷批准，将这些档案移存学部，这是内阁大库档案第一次流入宫外，导致后来窃卖“八千麻袋”清档事件。

张会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详尽地讲述了“八千麻袋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不再赘述，只想说，来不及迁到学部的大宗档案仍堆放在残破的宫中大库内。经历“八千麻袋”厄运后，这批劫后余生的档案多残缺不全，被浸污漫漶，不少关键部分模糊污损，不下相当大的功夫鉴辨整理，无法利用。

1979年本人参加《清初漕赋档案史料》的编纂，见不少顺治朝题本，上有各省征收漕粮数字，正是我所急需的，无奈有的数字已难以辨认，有的数字虽清楚，但年月日不清，不能用彼时的档案来说明此时的问题，否则会导致结论的荒谬，甚至适得其反，因而忍痛割爱。

由此可知，清亡后，民国时期，一大批一流的学者大声疾呼、亲自参与对清代档案（包括少量明档）的鉴辨、整理、编纂，是一件多么功德无量的伟业。张会超选择这个专题研究、著述，亦是一件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社会意义的学术活动。

自1925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至1933年故宫文物、文献南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学者们克服重重困难，运用比较先进的档案整理方法，完成了数量惊人的档案整理，在中国档案事业史，甚至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功侔鲁壁的。但是，由于防止日本侵略者掠毁这些国宝，又是在先贤们“八千路云和月”的努力下，抢运到南方，后因战乱，辗转迁到台湾，使明清档案天各一方，令人扼腕叹惜。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有关学人很少知道民国时期各位学者对明清档案的整理研究，偶有涉及，亦批判多于述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档案局根据中央决定，开放历史档案。清档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海峡两岸学者在利用清档时，都痛感不便，渴望了解对岸档案状况。

一九九二年九月，国际著名清史专家陈捷先教授在台北圆山大饭店召开“海峡两岸清史、清档研讨会”，两岸清史界、档案界学者济济一堂，我亦受邀光临此会，这是两岸学界首次就清档问题的学术研讨会。

会上，两岸学者各自介绍了清档的保存、整理、利用及编纂情况，大陆客人更关心成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后对清档的整理研究，尤其档案南迁后的情况，那个时代，大陆有关资料及著述是很少的。

陈捷先教授等台湾主人，陪同我们一行除了到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还去了“国史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单位，见到清档整理得井井有条，保护措施也很好，如：看档案原件，必须戴口罩和手套，那时在大陆很多档案馆，尚无这么严格的规定。尤其我们见到了悬挂在墙上的档案界前辈的照片，如张继、李煜瀛、王国维、沈兼士、罗振玉、蒋廷黻、范源廉、易培基、傅斯年、罗家伦、马衡等等，他们当年为抢救明清档案所付出的心血，在我们眼前油然而生。

历史在前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学术领域的扩大、档案事业的发展、两岸交流的加强，现在有关民国时期明清档案的各方面资料，已俯拾皆是，但是，多散见人物传记或有关论文中提及，尚未见系统地论述之专属。

 

张会超是我的博士生，他自大学本科、硕士、直到博士，专攻历史档案学，他学习刻苦，孜孜不倦，作风朴实，待人坦率，是我带的研究生中，读书最多的一个，也是发表学术论文最多、质量最高的博士生之一。

我对他的最初了解，是在审阅他考我院博士生的入学试卷时，引起了我的注意：试题有关历史档案的编研问题，他不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且对于宋朝架阁库、少数民族文书档案，以及简牍档案，均知之较伙。因属匿名阅卷，当时尚不知这位考生何许人也？只感到他是个很有学术前途、殊堪造就的青年。后来成绩公布，榜上有名，他进入我院深造，由于他顽强进取，有今日之成果，就是必然的了。

他写的《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一书，史论相佑，发凡起例，从“八千麻袋”事件入手，详述故宫内的明清档案厄运和悲惨状态，继而落笔写当时档案前辈“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筹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以重笔叙述了北京大学国学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等前辈专家学者，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并从经验与教训，上升为理论。

对于张会超研究的这一课题，中国大陆也仅仅刚起步，很多有关的档案史料也有待继续挖掘，很多相关理论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和完善，尤其对有些人物的评价还应更全面、客观。因而，张会超作为一个青年学者，能勇于开拓这一学科领域，并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学术空白，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的。

 

 

张会超在本书展现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还在于，民国初期，中国自清王朝的腐朽、专制统治下，进入到更为腐朽、专制的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在这一社会大动荡、大转型时期，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涌现出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学者，以及彪炳千古的学术成果，其中就包括有关明清档案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成就，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他们的学术成果，是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因而，张会超的有关著述，是为这些学者竖立的一座丰碑，亦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学术成就，希望这部书为今后两岸学者共同研讨一个专题，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希望张会超继续努力，在学术上取得更大成就。

 

                                                              二O一一年三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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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aac.gov.cn/articleaction.do?method=view&id=ff8080812d91361c0133d3f5b04000ff

 12月2日，上海市第五届“3+1”档案论坛在我校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新起点、新契机、新发展——档案工作‘十二五’展望”。上海市档案局（馆）及各区县档案局（馆）的专业人士、上海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档案学专业的师生代表及其他单位档案机构代表一百余人出席了本次论坛。论坛开幕式由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主持，校党委书记陆建非教授、上海市档案局（馆）朱纪华局（馆）长分别致辞。

        上海市“3+1”档案论坛是由上海市三所设有档案学专业的高校——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和上海市档案局联合举办的档案学术论坛，每年举行一次，它已成为上海市档案学术界与业界交流的重要平台。

        在一天的交流讨论中，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分别就“十二五”期间档案事业领域的热点问题——“数字档案馆（室）建设”、“档案利用服务与创新”、“档案人才需求和培养”、“文档管理与安全保障”等进行了全面的交流和探讨，在数字档案馆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达成了诸多共识，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本次论坛由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校档案馆共同承办。第六届“3+1”档案论坛将于2012年在上海大学举行。

　

图片说明：上海世博会档案工作总结表彰会现场，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丁薛祥出席会议。

图片说明：现场陈列的各展馆参展合同。

图片说明：中国馆设计方案图纸。

图片说明：展出的部分世博特许产品。

    东方网记者鲁琳11月10日报道：中国馆设计方案，上海世博局与美国、瑞士、西班牙、日本等国签订的参展合同，上海世博会申办报告，上海世博会申办历史访谈视频记录,迎世博百米画卷……这一件件记录2010上海世博会成功、难忘、精彩历程的珍贵档案资料于今天展示在由上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召开的上海世博会档案工作总结表彰会现场。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东方网记者了解到，自上海世博会申办启动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世博会档案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等市领导多次对世博档案工作作出批示，提出要求。根据市领导的指示精神，市档案局馆举全市档案部门之力，及早动手，全力开展世博建档工作。在“应收尽收、广征博收”原则指导下，积极构建起完整的上海世博会档案资源体系。
　　
　　目前，31.76万件（卷）世博档案接收进市档案馆，其中：文书档案270675件（卷）、展览展示档案4586卷、专业档案6157卷、会计档案7284卷、音像档案3736盒、照片591卷、实物15338件、参考资料7436件等。全市档案馆共收藏世博档案近50万件（卷）。
　　
　　据介绍，这些档案完整记录了上海世博会从申办、筹办到举办的全过程，包括上海世博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世博会安保指挥部、主运行指挥部、外事工作指挥部、接待服务指挥部、宣传及媒体服务指挥部”一室五部；世博会博物馆、城市足迹馆、生命阳光馆、公众参与馆、上海馆等世博会场馆以及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等数十家立档单位。

http://sh.eastday.com/qtmt/20111110/u1a937171.html

天津北方网讯：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要求，日前，天津市档案馆根据档案工作实际，大力加强档案文化建设，着力建立档案文化特色品牌，推动档案文化发展，为推进全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天津文化强市作出新贡献。

　　为此，天津市档案馆将大力开发档案文化精品，积极推进天津近代历史研究，紧依托市档案馆丰富的历史档案资源优势，搞好市档案馆天津近代历史研究中心的建设，以近代天津金融史、企业史、商贸史、租界史为研究主攻方向，通过编纂档案史料，开展历史研究，举办史学研讨等形式，开发一批反映天津近代历史发展的文化精品。

　　除此之外，天津档案部门将进一步加大档案文化载体建设，搞好公共文化服务，继续办好历史文化大讲堂，举办档案历史文化讲座，开办档案文化沙龙，深入抓好“三个一”档案主题宣传月、民生档案宣传月、档案馆开放日、档案开放日宣传活动建设，充分发挥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

　　天津市档案局局长荣华表示，今后，天津档案部门将进一步开展天津历史文化宣传活动，形成档案历史文化品牌，提升广大市民的文化品味和中小学生爱祖国、爱天津、爱家乡情怀，让档案走进百姓生活，让百姓了解档案，感受档案的独特文化魅力，努力提升档案文化的社会影响力。(记者霍艳华)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1/11/09/008102806.shtml

  天健网消息（记者 毛雪梅）在大连市档案馆各种形色各异的历史档案中，一种黑如墨灰、形似书本炭状物体静静“躺”在档案馆的角落不为人所知，也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却是世界上极少见的纸灰档案。什么是“纸灰档案”？它如何得来？里面又记载着什么样的历史秘密？11月10日，在大连档案馆首届“档案馆日”举办的活动中，记者跟随专家、学者和市民代表一起走进神秘的“特藏馆”，揭开“纸灰档案”的神秘面纱。

    走进档案馆“特藏室”，揭开神秘的“纸灰档案”。

    纸灰档案的发现源于“偶然”

    档案馆管理处处长于成福介绍说，现在档案馆里保存的这部分纸灰档案，是在建国后大连建设施工中分两次挖掘出来的。六十年代初，大连市建筑工人在施工现场挖掘出大量的黑色的碳状物，状似纸灰，却又能完整托起，上面字迹隐约，而且全都是日文，施工人员立刻意识到问题严重，上报给了公安部门。公安部门经过挖掘整理，根据纸灰上残留的日文认定，这是日军侵占大连时期的档案，他们的逃离大连前把档案挖坑销毁、掩埋，由于逃时匆忙，在档案未全部烧尽时就匆匆掩埋，没有烧尽的部分碳化、形成了这种独一无二的纸灰档案。

    此后七十年代，又是在一次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碳状物，同样上面写的也都是日文。日本撤离时为什么要销毁这些档案，档案里面记载了些什么？一直成为人们迫切想要了解的问题。由于纸灰档案处于完全碳化或半碳化状态，怕风化、易破碎，不易保存与复制，无法翻阅，这个迷团一直无法解开。市公安局档案工作人员只能对档案加以整理、编目保存，以便为日后利用。八十年代初，市公安局将这部分“纸灰档案”移交给了大连市档案馆。

纸灰档案被完好地保存在档案夹中。

    历时数年，纸灰档案抢救成功

    随后，为了将纸灰档案恢复原貌，大连市档案馆组织专门人员开始漫长而艰难的“抢救”工作。

    档案馆管理处处长于成福谈起那段工作经历时，仍有说不完话题。据他介绍，复原纸灰档案，当时来说是一件难题，那时，即没有现成的技术得以借鉴，又没科学的工具用来实践。开始时，他们把碳化的档案剥离后进行托裱，但效果并不理想，剥离过程中碳化的纸张很容易破碎。后来决定用手抄写，但抄写不能保持原件的特征，且易出差错。

    于是，他们利用照相技术翻拍的原理，终于找到了还原纸灰技术的方法。利用纸灰档案其纸面与字迹的笔痕在强光照射下形成的明暗反差，进行照相翻拍复制。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终于将纸灰档案抢救成功，共2006卷。

近距离观察纸灰档案，可以清晰地看到上面的字迹。

    纸灰档案还原历史原貌

    纸灰档案的还原，终于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通过翻译人员的翻译，发现这些档案大部分是日伪统治大连时期的日本宪兵队的社会治安情况档案。它对了解日伪统治时期大连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治安等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同时，它也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留下的又一笔历史罪证。

    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其侵略罪行，在撤离大连时企图销毁所有的档案，匆忙下遗留下了这部分珍贵的纸灰档案，那许多年前有意或无意间被记录下来的历史的一瞬间，今天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的不容否认的铁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于处长介绍说，日本撤离大连时，绝大部分的档案带回日本国内或就地消毁。留存下来的日本统治时期的档案少之又少，纸灰档案的发掘和还原，对了解和研究当时日本统治下大连的治安情况和社会情况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有价值历史资料。

    为了将档案完好的保存，大连档案馆特藏馆内温度、湿度恒定，还备有空调和去湿设备。“冬天如果干燥了，我们还有加湿设备和温湿度自动感应设备。如果达不到标准，设备就会自动启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http://dalian.runsky.com/2011-11/10/content_4075706.htm

 新华网浙江频道杭州11月4日电（记者王俊禄）记者4日从浙江省档案局获悉，这个省将用3年时间，为使用人口约8千万的吴方言建立语音档案。这项工程被形象地称为“记录‘逐渐消失的声音’”，面向民众的方言语音发音人征集也同步展开。

    据介绍，浙江地方方言以吴方言为代表，这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目前吴方言分布于浙江、江苏、上海、安徽、江西、福建等地，使用人口约8千万。在国际语言排名中，吴方言在中国排第二位，在全球排第十位。

    浙江省档案局主管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沈伟光介绍说，近20年来，由于普通话的推广与民众对普通话的依赖，吴方言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各地吴方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懒音”现象。从目前来看，吴方言很有可能会是中国主要方言中最早消失的一个。

    沈伟光表示，方言是文化的载体，这些“逐渐消失的声音”亟待保护和传承。为此，浙江省档案局启动了“浙江方言语音档案资料库”文化建设项目。在正确处理保护浙江方言和推广普通话关系的前提下，发掘浙江方言的历史传承和整体完备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

    11月4日，浙江省档案局发布《关于开展浙江方言语音档案资料建设工作的通知》，明确浙江方言音档建档为省档案局重点项目，将由各地市档案局分片实施。

    按照计划，首先，浙江省档案局邀请语言专家，会同项目人员开展全面的语音资源普查，并通过公开征集，选定当地最地道、最正宗的方言语音发音人，三方共同对当地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内容进行整理，制订由400至500个当地方言常用词汇、语句和语法组成的自选文本。

    然后，公开甄选的方言语音发音人，将根据浙江省档案局统一的规定文本要求，结合自选文本内容录制语音，同时录制视频，所录制语音将标注国际音标。这项工作完成后，各地将方言音档汇交省档案局，经专家评估论证后，将最具代表性的浙江方言交由省档案馆永久保存。

    据介绍，为突出比较意义，地方方言语音的发音人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70岁以上的当地长者；一类是30岁以下的当地青年人。同时，要求方言发音人须在当地出生和长大，家庭语言环境单纯，未在外地长住，能说地道的方言。入选的方言发音人门牙无残缺，避免牙不好漏风，影响发音准确。（完）

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1-11/04/content_24054479.htm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３０日电（白瀛、林茵）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中国电影资料馆日前在京向学界放映了馆藏的部分中国早期记录电影与国民革命影像档案，这也是这批影片首次公开。随后，专家、学者围绕这批纪录片的历史及艺术价值等问题展开了研讨。

    孙中山革命事迹及其葬礼影片首度向学界公开

    在为期２天的“中国早期记录电影与国民革命影像档案观摩研讨会”中，中国电影资料馆总计放映纪录片１４部、７个多小时。影片包括早期中国时事纪录电影、孙中山革命事迹及其葬礼影片、国民革命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影像资料。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傅红星说，这些资料是第一次公开，但是仅限于专家学者的范围。电影作为档案，需要专家、学者将它的馆藏价值和意义转变为社会意义，才能向公众开放。

    “我们用电影资料放映、学术研讨的方式来纪念这一场伟大革命。”傅红星说。

    广电总局电影局原局长刘建中说，中国第一批电影人手持摄影机，记录下孙中山及其后人的革命业绩，留下了北伐革命的珍贵画面，这些影片记载了孙中山，也拍摄了中国人民为保护民族成果浴血奋战的精彩镜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是中国电影的巨大财富。

    孙中山“御用”电影人黎民伟：以革命理想实现电影救国之梦

    黎民伟是中国早期电影的先驱者，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本次放映中，就有《勋业千秋》《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两部他拍摄的影片。

    １９１１年，１８岁的黎民伟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发起组织香港第一个文明戏团体清平乐白话剧社，演出《爱河潮》等戏宣传革命。此前，他曾经参加偷运军火支持黄花岗起义。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他跟别人走的路不一样，别人做了官，他做电影，用电影来宣传，这是他开创电影事业的目的。”黎民伟之子黎锡说。

    孙中山１９２１年回到广州后的每次行动，黎民伟都用文字或者电影记录下来，兼任导演、摄影师和剪辑，参加拍摄的还有罗永祥、黄绍芬等。

    黎锡说，当时的拍摄条件很艰苦，有时等一天都拍不上一个镜头，有时炮弹就直接打在他的三脚架上。“画面中都可以看到炮弹从身边飞过去，所以他们确实是冒着危险在拍。”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说，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摄像机必须放在原地，而子弹就在头顶上飞过，每隔５０米、１００米就有战士倒下。“他是拿生命为代价，他的摄影机就是他的武器，他在第一时间抓住了历史的精神和气息。”

    １９２３年５月，黎民伟创办香港第一间电影制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香港有了中国人的制片机构，民族电影事业才能有发展的土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黎民伟给电影指出了方向，他提出了爱国教民的指导方向。”黎锡说。

    黄式宪说，黎民伟以革命理想来实现他的电影救国之梦，为中国纪录电影创作建立一种新的范式，这个范式是一个伟大的人格和历史的重合。

    纪录片能否“摆拍”惹争议

    研讨会上，对于早期纪录片中大量使用的“摆拍”与“情景再现”手法，学者、专家发表了不同看法。

    刘建中认为，纪录片的核心是真实性，最忌讳的是摆拍，胶片上铭记的历史瞬间才具有史学价值。但早期纪录片中大量使用情景再现，通常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这与纪录片史料性、资料性、真实再现是相悖的。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表示同意刘建中的观点。他说，在故事片创作里，生活是可以复制的，但是生活当时的情景、当事人的面貌是不可以复制的，“因为电影是一个时代的记录，今天人再拍辛亥革命，代替不了纪录片所记录的东西”。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乘虎认为，为了营造真实感而采取摆拍的结果并没有达到真实。“这里开放了空间，但也同时埋下了可能违背事实本身的可能性。”

    然而也有些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说，革命战争文献片百分之百的实拍几乎是不可能的。“革命在初期都是密谋的，不能公开，更不能被拍摄，所以对革命以及革命过程中许多故事，包括战争以及战争中的许多细节，实际上是无法完全真实拍摄的”。

    香港电影资料馆展览组组长何思颖说，这次放映的一些纪录片有摆拍的情况，尤其《冯玉祥资料》中，非常注重个人形象的冯玉祥都是在摆姿势。“我不会觉得有问题。”何思颖说，纪录片摆拍不一定就是错的，能否摆拍还要看影片的拍摄目的，纪录片没有办法完全百分之百客观，总有一点主观在里面，因为摄影技术是会撒谎。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0/30/c_111134053.htm

10月21日至22日，“2011年华东地区高校档案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华东地区高校档案学术研讨会是由华东地区十三所开设档案学专业本科的高校主办的学术研讨会，它是我国档案学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和联系纽带。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信息时代档案学专业教育的实践与反思”，华东六省一市及北京、湖北等地区专家代表3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21日上午，研讨会在我校徐汇校区会议中心二楼报告厅开幕。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詹丹教授主持开幕式，校党委副书记黄刚教授、社科处处长陈昌来教授应邀出席并致辞。黄刚在致辞中向各位来宾表达了欢迎和感谢之情，同时对我校档案学专业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和期望。本次研讨会的特邀专家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胡鸿杰教授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王新才教授在大会上分别作了题为《我们的空间》、《信息时代档案人才培养与档案学专业发展展望》的主题报告，与会代表和我校档案学专业全体老师、2009级、2010级学生一起聆听并学习了两位专家的报告。

        在两天的研讨与学习中，南京大学李刚教授、上海大学金波教授、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薛匡勇教授、山东大学刘旭光教授、浙江万里学院李劲东教授、安徽大学王成兴教授、苏州大学王芹副教授、扬州大学刘建臻教授、南昌大学周兴林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丁春梅教授、浙江大学黄菁博士、盐城师范学院卞咸杰教授、湖州职业技术学院何屹老师分别从“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改革”、“实践教学”、“学科定位”、“专业特色建设”等不同视角对信息时代档案学专业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另外，利用本次研讨会机会，我校档案学专业本科负责人吕元智副教授向与会专家代表介绍了我校档案学专业的发展状况、人才培养体系与未来规划等，并请与会专家代表把关诊脉。与会代表在肯定我校档案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同时，就如何结合我校实际办出特色、硕士点建设等内容提出许多中肯的建议，为我校档案学专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加此次研讨会的还有我校档案学专业兼职教授、上海奉贤区档案局（馆）的严永官研究馆员、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学术部的姜海涛经理和资深编辑应长天先生等。2012年华东地区高校档案学术研讨会将在安徽大学举行。

英国《每日镜报》拍到内阁部长莱特文将政府文件丢进垃圾桶的情景

据称，被莱特文丢弃的文件内容有关国家安全及反恐

　　中新网10月14日电据“中广新闻网”14日报道，英国内阁部长莱特文坦承，日前，他将一些政府文件丢弃在首相府唐宁街10号附近的垃圾桶内，但他强调，这些文件与机密无关。

　　莱特文遭英国《每日镜报》拍到将一堆私人信件及政府文件弃置在街头垃圾桶内。据说，这些文件包括国家安全及反恐问题相关的纪录。

　　不过，莱特文今天虽然坦承丢弃一些文件副本，但他坚持，这些文件都与敏感议题无关。据报道，在被丢弃的文件中，包括英国情报首长在审讯恐怖分子时未能查明事实真相的纪录。另外，在这些文件中，还提到首相卡梅伦、副相克莱格及财长奥斯本，其中一些文件是有关下院情报及安全委员会的谈话纪录。

　　据介绍，莱特文是英国内阁办公室部长，负责政府政策研发。

http://news.xhby.net/system/2011/10/14/011864486.shtml

又到了学年论文的写作阶段，09级的同学开始了选题和准备工作。而07级的毕业论文还历历在目，尤其是本人所指导的11篇，更是难以忘怀。虽然他们已经毕业离开了学校，不过论文却见证了成长和学习的过程。所以特此把偶指导的07级毕业论文题目罗列如下，希望一是网络存档，二是可以给他人提供点参考和借鉴。

王燕：我国电子文件归档的标准规范比较研究

郭倩：中国档案工作者职业倦怠研究

钱欣璐：试论电子环境下家庭档案的发展

徐杨：古代官职人员对起居注编纂的影响研究

施 王瑩（ying）：档案机构开设微博初探

胡一：比较视域下的宋代档案事业探析

张平：试论档案公共服务视角下的档案意识问题

李莉：试论公益档案管理现状及对策

李安琪：试论档案工作队伍的建设

薛佳玲：试论古代公文写作对现代公文写作的影响

薛慧：“维基解密”事件对美国电子政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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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等乘坐沪宁铁路专列赴南京就职。图为孙中山一行在沪宁铁路上海火车站合影。

上海市档案馆供图

    100年前的11月4日，上海光复。如火如荼的辛亥革命，也一步步走向胜利彼岸。

    当曙光日益临近，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活动也日趋丰富。几乎每天，城市各个角落都有征兵驰援的消息，一批又一批新人加入革命党的队伍；革命党领袖们，也将上海视作必须涉足的重镇，留下独特的脚印。

    甚至到了1912年，革命的风云依然在上演。一场宋汉章案，虽没有枪林弹雨，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场革命特有的精神内核。

    借由 《辛亥革命与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选译》一书，我们继续翻检当年留下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第三方的细腻描述，为今天回首革命风云提供了别致的视角，亦为革命者刻画出特别的形象。

招兵，驰援！

    1911年12月2日的《警务报告》，只字未提革命党在公共租界内的活动，却刊载了一份特殊的调查报告。

    报告的作者，是警务处上尉约翰逊。他接受指派于10月26日前往南京前线，实地观察沪、苏、浙联军进攻南京的军事部署与战备情况。对上海的革命党人来说，攻克南京已成为上海光复后，最重要的大事。

    约翰逊在南京待了4天。在《警务报告》中，他记载道：“这里战事时断时续，也有一些伤兵从前线下来……尧化门是一个集镇，目前是军需供应基地。从上海来的部队和物资都在这里下车，火车在这里和镇江之间不断开来开去。”

    在报告的结尾，约翰逊总结道：“目前革命军在南京前线的总兵力，约计为两万人，绝大多数是正规军，士气非常旺盛。”更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评价：“这项军事行动本身不会对上海的和平产生什么影响。如果革命军攻下南京，他们在维护秩序方面的地位显然将比目前大大加强。这不仅对上海周围如此，甚至对整个长江以南各地亦如是。”

    此前，《警务报告》对革命党人招兵买马、驰援南京的记载已是随处可见。公共租界的特殊身份，令其成为当时上海革命活动的大舞台。

    1911年11月10日的《警务报告》这样写道：“此刻（上午11时）南京城内战斗正在进行。租界内各处出现了一些横幅，有的上面写着‘打倒满清政府’的口号，有的是关于的使用方法。以上两种横幅主要出现在南京路上。”“革命军招兵工作继续在北河南路紧张地进行……每日有二百来名新兵登记，据昨天统计已有1000人入伍。他们大多数是属乞丐之类，看来一学会拿枪，就要开往南京。”“昨天一整天有独轮车从制造局把一箱箱的枪支弹药运往城内商团司令部，共装载了20车：其中10车每车装两箱，每箱步枪20支；另10车每车装6箱子弹，每箱4000发。共总步枪400支，子弹24万发。”

    12月2日，警务处总巡勃罗斯则在《警务报告》里记载：“昨天下午2时到4时，在新西门外的一块空地上，40名女革命党人召开大会，号召参军。大约有男女300人到会，有40名青年妇女应募，她们几乎都是湖北人。她们说不管是否发到武器，都要去攻打南京。”……

    正是这一天，南京易帜，终使苏、浙、沪连成一片，长江以南尽为革命军占领。

    【专家点评】

    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主任）：上海光复，江苏、浙江相继独立，唯有江南重镇南京仍被清军固守，攻克南京意义重大。革命党人遂组织苏浙联军进攻南京。大量新兵被派往前线作战，其中有游民、乞丐，也有学生，还有妇女组成女子国民军、女子北伐军、女子军事团等竞赴前线。尽管许多入伍者的素质良莠不齐，队伍装备与训练亦略显不足，然其革命精神可嘉，也是当时特殊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警务报告》显示，当时的上海已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进攻南京的人员武器、军饷粮食，莫不出自上海。12月2日，苏浙联军攻克南京，始可放手北伐。

迈向成功的脚步

    也是1911年12月2日，黄兴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警务报告》中，警务处总巡勃罗斯称其为“革命党领袖之一”。这天早晨，黄兴“及另外二人从汉口来到。他们整天待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门外有两名华人、一名日本人警戒，他们一步不离，而且严密检查一切走近的人”。

    革命党领袖的出现，带来的是前线激动人心的消息，亦要发动本地志士的大支援。12月3日，成立不久的沪军都督府在张园。在伍廷芳、黄膺白、陈其美等人先后发言后，黄兴站上讲台。《警务报告》记载，黄兴向在场人士介绍目前的革命形势：“他说在武昌起义的兵士都很好，但数量不多，他们在敌人面前从未退却过，他们忍饥受冻，在困难中从不叫苦……虽然清军很强，但民军士气旺盛，作战不怕死。”他也强调，“南京现已攻下，而且能够保住，军士们是愿意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但民众必须以金钱来支持革命。”

    就在几天后，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孙中山，也出现在《警务报告》的视野中。

    较之黄兴，孙中山受到的关注显然更高一筹。12月11日的《警务报告》写道：“预料孙逸仙即将来沪，各方面将采取特别保护措施。”此时距离孙中山真正到来，尚有整整两周。12月25日，孙中山抵沪。从这天起，“孙逸仙博士”的动态，成为《警务报告》里的重头戏：

    ——12月26日 “昨日，孙逸仙搭‘狄凡哈号’抵沪，由一艘悬挂两面革命军旗子的专用汽艇将其接至租界码头，然后乘坐176号汽车驶往静安寺路哈同公馆。孙在哈同公馆接见了伍廷芳先生及其他来客约三十人，后于下午2时30分前往爱文义路100号伍廷芳寓所，并一直停留至下午4时20分……”

    ——12月30日 “（29日），若干旅沪粤人在靶子路111号宴请孙逸仙博士、伍廷芳及温宗尧……孙逸仙博士于今晚7时15分到达，9时5分乘坐345号汽车离去……”

    事无巨细，不难解读，上海已是孙中山迈向成功的最后一步，他的举手投足，将对中国产生何等影响。

    12月30日这天，“黄兴将军于深夜12时搭车前往南京”。一天后，孙中山也离开上海。这一天，他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2日的《警务报告》，记下这次著名的暂别：

    “1月1日上午11时，孙逸仙博士离沪去宁，由县城派200名士兵护送。”

    【专家点评】

    张姚俊（上海市档案馆馆员）：黄兴擅于军事，在张园登台演讲，颇能反映这位 “革命党领袖之一”的风采。比起黄兴，孙中山更受到租界当局的关注，他将来沪的消息，租界预先侦知；抵沪之后，更日夜受到监视，所做之事被逐一记录在案。租界号称“中立”，不予以干涉。但孙中山之远见卓识、勇于担当，及就职临时大总统前夕之忙碌，一览无遗。透过《警务报告》不难发现，辛亥革命先驱们始终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实现民主共和而奋斗。他们的丰功伟绩将彪炳史册。

从权属之争到精神之争

    一个是沪军都督，一个是上海中国银行经理。1912年3月24日，陈其美逮捕宋汉章，轰动全城。

    最先获悉此讯的，正是工部局警务处。次日的《警务日报》记载，3月24日下午4时50分，中国银行会计员来捕房报告该行经理宋汉章被人绑架。4月15日，宋汉章获释后，他就该案的来龙去脉专门向捕房作了陈述。在当年《工部局年报》中，可以读到这份珍贵的口述：

    “张叔和把我介绍给前广东兵备道柳滇生。柳邀请我到哈同花园附近一家外国饭店去吃饭，他说要在饭店里给我介绍两个人，一个姓梁，一个姓邓。他说这二人都是从海峡殖民地来的大富翁。但后来约会延期，原因未详……在我被捕前那天上午10时半，梁由柳滇生陪同来银行看我。柳说，梁、邓两富翁意欲开设一家银行，他提议由我当经理。我谢绝道，大清银行停业清理，中国银行已成立，财政总长陈锦涛博士要我继任经理，我不能一仆二主。柳说，他要劝诱两位富翁赞助200万元作为中国银行部分资金。柳交给我一张在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小万柳堂吃饭的请帖，我的名字在请帖上列在第一位。梁、邓二人为东道主，午餐定在次日下午2时。

    “第二天，我去极司非而路赴宴，就被捕了。”

    事发后，陈其美即在报端通告，称逮捕宋汉章是因为王兴汉、陈聚两人告发他在民军光复上海之际，捏造假账，私吞巨款，又以租界为掩护，屡传不到。然而，宋汉章并不认识他们。对陈其美所指的“恃租界为护符，抗不到案”，宋也表示并没有接到过都督府的函传。

    案件扑朔迷离。经过考证方知，这背后，牵涉到中国银行与另一家银行的“结构性”冲突：由大清银行改组而来的中国银行，是当时华商银行中的龙头老大。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维持大局安定，仍由中国银行继续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那边厢，沪军都督府月开支过百万，为筹军费，陈其美曾命沈缦云筹组上海中华银行，并声明此即“日后开办中央银行之基”。他再三呈请将中华银行设立为中央银行，并意图没收大清银行的官股。

    孙中山的态度却不同。尽管他对陈其美极为倚重，但“国法大于人情”。这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宣布：“凡商民已得旧政府正当之权利，自宜分别准予继续。”他赞同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并继续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责。僵局之下，按捺不住的陈其美以查究宋汉章舞弊案为借口，将其设计逮捕，意图破坏中国银行的声誉，阻挠其改组为中央银行。

    一场中央银行权力归属之争，由此成为一次革命精神之争。民主与法治，这一辛亥革命倡导的精神，到底压过了传统的“一言堂”。在社会各界一致声援下，1912年4月15日，被关押了20多天的宋汉章取保获释。

    【专家点评】

    邢建榕：宋汉章等人以自己的行动表明，金融业虽然与政治密不可分，却也不能完全听命于政府的旨意，将银行作为政府的“账房”。这属于革命带来的现代精神，也成为日后新式银行家的基本信条。这一事件其实正是对现代精神是否随革命而扎根的考验；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先驱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辛亥革命如何带来对市场和民主法治的尊重。

http://www.jfdaily.com/a/2350426.htm

本报记者 朱珉迕 周楠

在辛亥时期的上海，剪辫的场景随处可见

 

上海市民自发印制的募饷传单

　　100年前的申城，革命洪流涌动。当多数目光聚焦精英阶层的革命领袖时，人们也好奇，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与当时社会中下层的市民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关联？

　　聚焦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我们凭借的记录者有些特别，他们是当年身处公共租界的外国人——工部局警务处警务人员。他们用钢笔和打字机，以第三方的视角记录着当时社会的点滴变迁。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上海市档案馆从馆藏中遴选出大批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工部局档案，编成 《辛亥革命与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选译》。这份厚厚的珍档汇编，收集了1911年10月至1912年12月的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其中大部分是首次披露。

　　解放日报记者采访该书的执行编委——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主任、研究员邢建榕和馆员张姚俊。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通过史料走进当时的市民社会，重拾那段近百年的往事。

　　快快剪辫

　　“至于857号华捕，……直到昨天才发现他在为革命军工作，而他的辫子也已看不见了。”

　　工部局警务处总巡勃罗斯签名的《警务报告》里，第一次提到辫子，是在1911年11月7日。此后，关于“辫子”的记述源源不绝。垂在中国男人脑袋后的长辫子不见了，这成为当时上海市民社会最为显著的风景，亦成为后人记忆辛亥革命的生动符号。

　　其实，“剪辫”并非轻而易举。

　　据《警务报告》记述，并不是所有人都自觉自愿地剪去辫子。部分民众并不明晰剪辫的意义，一腔热情的革新派，有时不免操之过急。1911年12月29日下午3时半，一群敢死队员在制造局外的马路上剪过路人的辫子。他们是青帮通字辈刘福彪麾下的生力军，只要见到留着辫子的路人，就强行将其按住，“喀嚓”一剪子。敢死队员精神十足，路人却避之不及，以至引来巡警，甚至厮打。这一阶段，“强制剪辫”引发的矛盾层出不穷，有性急者甚至出言不逊：“满清发辫外人讥为豚尾。大汉光复已经月余，一般下等社会仍复拖辫不去。岂甘为畜牲乎？抑甘为满奴乎？”

　　与此同时，一些聪明的革命者开始散发传单。他们意识到，巧妙的宣传会比强硬进攻更有效。

　　1911年12月4日的《警务报告》里附夹一张传单，抬头上书一行大字：“论今日之发辫宜捐助军需”。传单作者、“补救社”成员刘辅民论发辫另辟蹊径，避开家国大义，却从细枝末节着手诉说垂辫的坏处：

　　——“日需打辫，消耗一；置香油、泡花水及辫线等类，消耗二；衣服易污，污则易坏，坏则必再缝，消耗三。”

　　——“外人讥刺，目为豚尾，其辱一；为人追逐，容易被捕，其害二；夜眠缠身，如厕扫地，最高贵之头颅亦因是而拖泥带水焉，其苦三。”

　　作者自信，只凭垂辫的“三害三不便”，人们怎能不“推而远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当天，中法药房老板黄楚九也在游人如织的张园散发“剪辫”传单。巡警拣到了这份传单，附在第二天的《警务报告》里。这份题为“快快剪辫浅说”的白话文，更为直白犀利：“哈哈！我们到了今朝，才能把这祖宗的怨仇报复回来了……要晓得一个人，所以同禽兽两样的分别，第一就是没有尾巴。我们的尾巴实在是一椿大大的耻辱……现在我子孙争气，应该趁这好机会，快快把辫子剪掉，我晓得我祖宗在地下也快活的。”不仅如此，因为“英、美、德、法都是非常强盛，我们见了，心里也就羡慕得极。但是精神上有学不到的……若讲形式上是没有什么难学的。立志一剪，也就有一种新国民的式样了”；至于别的好处，“像省铜钱，省衣服，各种利益，我们同胞大家知道的，我也不说了”。

　　【专家点评】

　　张姚俊：黄楚九不曾想到，这张传单到了工部局便衣巡捕的手里，还登上了租界的《警务报告》。若不是如此，恐怕黄楚九的这一义举就将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下。类似的事件当时层出不穷，它们使剪辫成了一场纷纷攘攘、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

　　全民捐饷

　　1911年11月4日，上海光复，革命军政府所面临的经济态势却不容乐观，财政拮据是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遭遇的首要难题。尽管沈缦云、朱葆三两位上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先后执掌财政大权，使尽浑身解数为筹措经费奔走接洽，军政开支仍是捉襟见肘。

　　于是，一幕幕上海民众为缓解财政困难接济军饷的场景，在申城上演。

　　1911年11月22日下午，57名油豆饼业商人在南市萃秀堂开会。会议刚开始，主持大会的南市鸿大米行经理张乐君就开宗明义，这次会议目的就是讨论是否应继续缴纳油、豆捐税，帮助军政府克服财政困难。出人意料，商人们采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抉择：凡愿意纳税的，可在罐内投一颗白色骰子，不愿意的投黑色骰子。投票结果是42票赞成，15票反对。张乐君遂宣布油豆饼业将恢复缴税，他将和民政总长李平书会谈。

　　小学生也加入协饷的行列。当时，上海出现一个名叫“小学生募捐协饷团”的组织，在宣言里写：“自武昌建义，薄海景从……此诚我爱国男儿为国捐躯毁家纾难时也……为托钵之求，伏愿诸公肯解囊以助。”

　　关键时刻，上海市民虽不能竞相驰骋疆场，却都抱有‘毁家纾难”的决心。“解囊以助”，成为广大市民支持革命的最好方式。

　　义演是当时最普遍的筹款类型，这类信息在《警务报告》中，不下20条。1911年11月29日晚，福州路上的一家戏院为革命军筹款举行义演。开演前，来自吴淞的一位军官向观众致词，当他讲到革命军迫切需要经费以支付军饷时，当即有人把100元掷到舞台上。那晚戏院座无虚席，除去开支外，共募得1800元，送往吴淞充作军用。

　　各种义卖也很频繁。甚至还有通过购买公益型彩票来支持革命。据《警务报告》记载，1912年初，沪军都督府发行一种大型彩票，彩票所筹集到的资金将用作军政府经费，头奖为2.5万元。

　　【专家点评】

　　邢建榕：民间筹募活动，唤起的是上海市民的爱国热忱。警务处档案所提及的市民捐款数额相加，总数大概2万元上下。虽然这项统计数据是不全面的，但这是人心向背的佐证。在辛亥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上海市民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始终站在革命大潮的前头，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激情

　　晚清时期，张园是上海最大的市民公共活动场所。辛亥鼎革之际，这里成了、演说的天地。

　　对革命党人而言，是其传播观念、发动平民的最佳平台。据档案记载，1911年12月5日下午2时半至4时，革命党人在张园。这天的会上，共有11人发表演说，其中有2名女性；他们激励国民大力支持革命军向北京进军的打算，要求大家为军费捐款。

　　今人未必容易想象，当年演说者的激情到底恣意到何等地步。次日的工部局《警务报告》载，中，一个名叫朱勇（TsuYong）的演说者为表热忱，用小刀在手背上深深割了一刀，血流如注。记事者说：“这把小刀看来是他有意带在身边作此用途的。”此后，另一个名叫鲁汉（Lu Han）的演说者，也依样画葫芦地割破小指，“这种戏剧性的举动博得与会千人左右的响亮掌声……响应演说者的号召，约得捐款计一千元”。

　　1911年12月30日至1912年元旦，张园又为庆祝中华民国诞生举行游园会。节目有文明戏、滑稽、女声歌唱、日本舞蹈及魔术，每天吸引观者千人。除了每张1元的入场券被移作临时政府经费外，革命人士还动了一番脑筋：他们在张园大门口竖起一个张勋的模拟像，无论何人只要捐款1元，就有权打他一下耳光；捐献100元者就有资格将他一拳打翻在地；又有一位名叫梁心竹（Liang Sin Tsoo）的歌女愿以自己为抽彩的彩头，彩票每张5元，谁中签她就嫁给谁。《警务报告》记载，发起者估计这能为革命筹款10万元。

　　类似的活动，在当年上海的多个角落频频上演。它们凝聚炽热的革命激情。《警务报告》中对“开会”多有记载，为革命而开会者不仅有领袖意义上的“革命党”，甚至包括泥匠、僧侣。譬如1911年11月20日下午1点20分，沪杭路附近的湖北会馆开了一次敢死队会议，“约150人到会，报名者约30人，其中10人是佛教僧人”；同月25日，“下午3点15分，城里的泥水木匠公所开会，到会的约80人，其中30人是营造商，其余都是木匠、泥水匠……”

　　层出不穷的，显然成为平民参与革命浪潮的直接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悼亡，总能成为民众自发的由头。1911年12月17日，西门文庙明伦堂举行革命阵亡烈士追悼会，“与会者共约1000人，堂上鲜花盛饰”，不止一人就牺牲者事迹作演讲。在当天警务报告所附的《沪军都督府紧要广告》中，人们可以读到追悼目的：“以慰英烈之魂，而作国民之气。”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5/node4411/u21ai544192.html

    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对留日学生的演讲辞（资料照片）。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合作，推出大型档案文献《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这是清宫所藏辛亥革命档案首次全面系统公布。新华社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８日电（记者李菲、蔡玉高）辛亥百年，档案为凭。

    在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之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合作，推出大型档案文献《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这是清宫所藏辛亥革命档案首次全面系统公布。日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胡旺林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对这批珍贵档案作了解读。

    胡旺林介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和皇室档案的保管基地。晚清宫廷所藏有关辛亥革命档案，此前通过独家刊布、合作出版、举办展览等形式，进行过不同专题不同规模的整理公布。已陆续公布的辛亥革命档案有２０００件左右，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但是，因为这些档案是按不同专题整理的，分别是从某一角度、某一侧面入手，所以都不够系统，不够完整。

    “为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历经一年多努力，对馆藏辛亥革命相关档案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胡旺林说，此次公布的辛亥革命档案，选自馆藏档案各主要全宗的２９个文种，最终总量达５７００余件，是此前公布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总量的３倍。其时间跨度，始自兴中会成立前的１８９２年，止于张勋复辟的１９１７年，涵盖了辛亥革命整个过程。

 

    清宫保存的秋瑾一案专档《浙江办理女匪秋瑾全案》（资料照片）。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合作，推出大型档案文献《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这是清宫所藏辛亥革命档案首次全面系统公布。新华社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

    胡旺林表示，此次公布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有３个突出特点：

    第一，这些档案是清政府站在辛亥革命对立面记录时代。记录辛亥革命的文献林林总总，成千上万，有官方的、私人的，有国内的、国外的，可以说是各具特色。晚清朝廷在应对辛亥革命过程中形成并保存下来的这批档案，是从清朝中央政府的视角来看待辛亥革命的，是站在辛亥革命的对立面来记录这个时代的，更直接地说，这些档案是清政府为扑灭和镇压辛亥革命而留下的印迹。这样，我们就要注意这样两点：一方面，这些档案为我们全面审视和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了特殊的文献支撑，可以从对面看辛亥，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辛亥革命；另一方面，我们要以审慎的态度来直面这些档案，清宫档案里常常出现一些蔑称字眼，譬如总是把孙文写作“孙汶”，把革命党称为“逆党”、“会匪”等等，而对辛亥前后一系列人物事件的是非曲直和国情态势乃至某些重要史实的记载，晚清朝廷的笔下往往是走样的，为此，我们翻阅这些档案的时候就要用分析的眼光。

    第二，这些档案是第一手原始资料。此次公布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总量达五千余件，这无疑是辛亥革命研究的又一厚重基石。这些档案是在第一时间形成的原始记录，抛开其政治观点不说，有关事件的时间、地点、过程等，都是十分具体的，特别是揭示了清政府统治集团如何应对辛亥革命的内幕。这批档案，涉及辛亥革命的方方面面，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首次刊布，有的可填补一些问题的文献空白，有的可纠正某些传闻的讹误，有的则增加了一些史实的凭证。可以确信，清宫辛亥革命档案的系统公布，将推动辛亥革命研究向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发展。

    第三，北京与台北分别保存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由于历史原因，明清档案现主要分存北京与台北两地，其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１０００多万件，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４０多万件，两地分别保存的档案，同根同源，都是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和皇室形成的档案。在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之际，两地不约而同地对各自所藏辛亥革命档案进行了专题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筛选整理５７００余件，出版《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８０册；台北故宫博物院搜集整理１０００余件，出版《清宫国民革命史料汇编》４册。

 

    这是《安庆徐锡麟一案来电》第一册（资料照片）。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合作，推出大型档案文献《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这是清宫所藏辛亥革命档案首次全面系统公布。新华社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

    谈到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有哪些新亮点，胡旺林介绍说，在整理编纂清宫辛亥革命档案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不少重要的历史记录：

    ——孙中山在东京的演讲词。

    反映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档案有１４０余件。其中有孙中山拟于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７日在东京举行题为“列强能否瓜分中国之问题”演说会的公告；楷书誊写的孙中山对留日学生畅谈革命的演讲词；清廷查得孙中山组建中国同盟会的情况；探明孙中山赴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的行踪；孙中山为革命筹集资金、购置军火武器的记述；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同盟会革命党人，发动广东惠州、江西萍乡、湖南醴陵、湖南浏阳等地方起义的重要史实；档案更反映了晚清政府视孙中山为“大患”，在恐慌和防范中，收买线人密追孙中山的行踪，并许以重金缉拿孙中山，以及与英美等国相勾结在海外驱逐孙中山。这些档案充分印证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的坎坷历程和艰辛奋争。

    ——徐锡麟亲笔写的革命宗旨。

    清宫档案的案卷中，设有《徐锡麟案专档》，内有参加光复会的革命党人徐锡麟相关档案２９０余件。其中有徐锡麟亲笔写下的誓死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宗旨，更有档案详细记载１９０７年７月６日安庆巡警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安徽巡抚恩铭到校检阅，徐锡麟等持枪猛射，与官兵交战数小时，徐锡麟等先后被捕而被处以极刑。

 

    袁世凯关于保留皇室优待条件的手迹（资料照片）。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合作，推出大型档案文献《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这是清宫所藏辛亥革命档案首次全面系统公布。新华社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

    ——“秋瑾全案”。

    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３日，清兵包围绍兴的大通学堂，革命党人秋瑾被捕就义。清宫保存的秋瑾一案专档《浙江办理女匪秋瑾全案》，有浙江巡抚张曾敭、绍兴知府贵福、山阴县令李钟岳、会稽县令李瑞年等为审理秋瑾一案往来的函电禀文，以及秋瑾与大通学堂被捕人员的供词，节录的秋瑾亲笔字据等，这是清政府留存的秋瑾一案的原始卷宗汇集。

    ——清廷缉拿黄兴的密旨。

    在整理过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中，有黄兴等人在越南聚众，清政府请法国使臣转饬越南严加捕剿之事；黄兴在上海组建革命军政府的情况；清政府为侦缉黄兴而颁发的秘密旨令；特别是黄兴率革命党人于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７日在广州城突然起义，两广总督张鸣岐奏报朝廷的电报记录十分详细。黄兴广州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收殓烈士遗骸７２具，遂有今天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

    ——武昌起义被清军密探事先发现的奏报。

    清宫藏有武昌起义档案２２０余件，具体记载了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发生的详细过程，以及起义军与清军辗转交战的情况。其中有革命党起义前被清军密探发现，临时司令部被捣毁，革命党人被捕的情况；起义军先后占领省城、楚望台、军械库，与清军激烈交火的惨烈战况；总督瑞徵、提督张彪临阵仓皇出逃情景；清廷文武大员为平定武昌之变，纷纷出谋献策的奏议；清政府调派集结各省船舰、军队、武器，分赴鄂省围剿起义的情况；以及中外报刊登载武汉战势的剪报等。

    ——隆裕太后颁布的“退位诏书”。

    大量档案显示，武昌起义后，围绕国体的确立和皇室的去留，革命党、立宪派、袁世凯、晚清皇室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博弈，最终达成妥协。档案中有工商妇女各界人士和美国在华教士等要求溥仪皇帝退位的电文。１９１２年２月９日南京临时政府提出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由汪精卫主要负责起草，经临时参议院修正，其中开列了保留大清皇帝尊号以及溥仪小朝廷暂居紫禁城等八项内容。此次影印公布的档案，既有“清帝退位优待条件”的原始抄本，还有袁世凯关于“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的手迹。《军机处上谕档》内保存的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隆裕太后颁布的“退位诏书”，则成为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休止符。

    胡旺林说，有关辛亥革命的重要记载，清宫档案中还有很多。譬如，１９００年１０月２８日，兴中会用从澳门运来的在广东巡抚衙署实施爆炸的奏报；１９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兴中会拟在英国梅德斯墩聚会的信函；１９０５年９月２４日，光复会成员吴樾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谋炸清政府出洋五大臣的案卷；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７日，暂署四川总督端方被起义新军在资州处死内情；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６日，袁世凯在北京东安门遭袭击的原始记录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学界所关注的。

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1-10/08/c_122129766.htm

孙中山先生赠给邓荫南的提字“博爱”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吴少英 摄影：吴少英 张敏）：9号是《寻访辛亥足迹——百年知行路》南京行的第一天，上午，我们一行8人来到位于南京中山路明故宫遗址上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来以为参观档案馆会枯燥无味，没想到离开的时候还意犹未尽。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集中典藏了中华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权及其所属机构档案，其卷帙浩繁，典藏甚丰，共有220余万卷（宗），藏有图书二十余万册。国内跟辛亥革命有关的资料这里是保存最完整的，仅南京临时政府的档案就有3000多页，内容极为珍贵，其中大总统孙中山的来往电文电报就保留了554件。

辛亥革命至今已过去百年，档案馆史料编辑部主任郭必强用生动的例子给我们讲述了成立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的各种原因，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军事背景、文化、外交等方面揭示了它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从当时对孙中山先生称谓上的不同变化反映了当时共和的进程等等，让原来概念化的历史在人们面前变得生动起来。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档案馆有关辛亥革命部分的重要馆藏，在讲解员详细、生动的描述中，百年前辛亥革命的历史又鲜活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我们离开档案馆之前，郭必强主任向我们透露了他的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有一部分被强化，有一部分被弱化，这样下去，慢慢地历史就会失去它本来的面目。我们都希望有更多像司马迁一样的史官，能忠实记录下历史的原貌，让我们的历史不因各种原因而走样。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9/12/9122406_0.shtml

台海网10月7日讯　立志当记者的岛内某大学黄姓高材生，利用到“外交部”见习机会，将接触到的机密档案，当作“维基解密”放到社群网站脸书上；检调认为涉及泄密，昨天发动搜索约谈。

据台湾“联合网新闻”报道，黄姓学生坦承一时好奇，将“外交部”机密档案名称PO到脸书，不知触法。他强调只看过档案名称，没看过内容，网络上未提及“外交秘辛”。检调将他列为泄密罪被告，侦讯后请回。

“刑法”一三二条规定，“非公务员因职务或业务或知悉持有‘中华民国国防’以外应秘密的文书、图画、消息或物品，泄漏或交付者，处一年以下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黄姓学生若罪名成立，不仅遭学校惩处，且有刑责。

黄姓学生今年暑假期间，到“外交部”档案资讯处见习，负责“外交史料”及档案整理业务。由于部分档案涉及“外交机密”，“外交部”要求黄签署“保密切结书”。

黄姓学生在整理一些秘密卷宗时，看见“吕秀莲”等人的档案；他认为这些档案记载许多内幕，决定充当台版“维基解密”的记者，将看过档案放到脸书上，展现“报导权威”。

他说，如果让他在“外交部”工作一年半载，就可出本“中华民国近代外交秘辛”；他还介绍如何闯入“外交部”的路线，嘲讽“外交部”有漏洞，任由外人“趴趴走”。

台北市调查处昨天搜索黄姓学生住居所，查扣他的电脑硬碟等证物，进一步追查是否下载其他机密档案。

http://news.ifeng.com/taiwan/1/detail_2011_10/07/9667409_0.shtml

国际著名的微博网站“推特”（Twitter）如今已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无论开心与否，人们都会习惯性的把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和感受发在“推特”上，并且不断地对其进行更新，以便随时与他人分享。这样一来，一条条的信息也就成了能直观反应人们每天即时情绪状态的晴雨表。正是基于这一特性，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学家在全球“推特”用户中展开了调查，从而揭示出世界不同地区人们情绪变化所共有的周期性特点。9月29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据了解，过去的两年时间里，这些会学家对世界84个国家的240万“推特”用户所发布的509万条消息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工作，睡眠和日光照射量等因素与人们情绪存在着某种确定性的联系，这些因素使得人们的情绪变化呈现出周期性的规律。研究发现，人们每天情绪高涨的两个巅峰分别是在清晨和傍晚。人们在清晨和傍晚发布的消息总是更可能包含着诸如“太棒了”，“超级”和“完美”等令人愉悦的词语；而在工作时间内，消息中却更多地充斥着如“恐慌”和“恐惧”等负面的词语。这也同时反应出了工作的压力确实对人们造成了影响，在生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情绪角色”。

　　此外，研究还发现，通常人们周末发布的积极信息更加丰富。其中早间积极信息发布峰值出现的时间会比平时晚两个小时，这也显示了人们在周末上床睡觉的时间比平时更晚。这种情况会随着不同地方作息制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比如：阿联酋国家的休息日是周五和周六，所以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一周的情绪峰值往往出现在这两天。

　　项目研究者之一——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社会学博士研究生斯科特·高德 (Scott Golder)表示，这项研究显示了人们有着非常类似的生物或生理节律，全球使用“推特”的人们都有着类似的情绪结构，他们被同样的事物所影响，同样因为睡眠而感到焕然一新，甚至每周七天的情绪波动都非常类似。在高德看来，“推特”可谓是一个大型数字化记录存档，它及时地记录下人们的对话，并且附带有准确的时间标志，相比主要依靠人们回忆而得出的调查结论更加可靠，“推特”几乎记录着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

　　一些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研究者对于上述调查采用现代媒介技术对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情绪进行跟踪的研究方法予以了肯定，但多数学者仍对其采样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尽管“推特”网已经拥有了接近1.75亿使用者，但相对于全球人口总量而言，这样的采样人群仍然是少数，不具备代表性。有关学者们还提出使用社交网站的人群往往具备年纪轻、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并且相对收入更多等特点。此外，该项研究并没有能揭示那些不用微博的人跟微博用户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不同。这些问题都有待科学家们在后续研究中加以解决。 （记者 张淼）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9/30/c_122113570.htm

  新华网江苏频道南京9月28日电（记者 蔡玉高）记者２８日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获悉，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该馆档案编研成果陈列室近日正式落成。据了解，陈列室集中展示了建馆６０年来在民国档案的编辑、研究、出版等方面的相关成果。

    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集中保管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各个中央政权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档案的国家级档案馆，整个中华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的档案皆典藏于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使多年来编研成果得以集中收藏和展示，档案馆特辟专室，陈列了６０年来编纂出版的各种档案资料汇编，共计１４０余种，２４００余册。

    记者在位于档案馆四楼的陈列室看到，档案馆在文革以前即已编成《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初稿）和《中国现代史大事月表》及部分中国现代史专题档案史料。改革开放后，档案馆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开展档案资料汇编，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等档案资料汇编。

    值得一提的是，档案馆近年来还影印出版了馆藏台湾、西藏、北洋政府档案及民国时期历史图片等大型资料丛书，不仅有效保护了档案原件，而且充分发挥了民国档案资政育人的作用。（完）

http://www.js.xinhuanet.com/xin_wen_zhong_xin/2011-09/28/content_23798760.htm

全国档案宣传工作会议27日在宁召开。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省委秘书长李云峰到会致辞。

    李云峰在介绍了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说，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档案工作，坚持把档案事业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放在重要位置。近年来，我省档案部门着眼于服务科学发展，加强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充分发挥档案工作的独特作用，推动档案事业的创新和发展。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的战略部署，不断提升档案工作服务大局、服务群众、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以大档案、大开放、大服务的理念，推进档案新馆建设和档案馆规范化建设，全省已有国家一级档案馆15个、二级档案馆25个。坚持以思想作风建设为重点，不断加强档案干部队伍建设。李云峰表示，我省将认真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更加注重档案宣传工作，扩大档案工作影响力，更好地引导和促进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

    杨冬权在讲话中就进一步做好档案宣传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档案宣传工作要在党和国家宣传工作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努力形成“档案大宣传”的格局，使档案宣传成为全国宣传工作的一个知名品牌。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宣传。要以档案资源体系、档案利用体系、档案安全体系三个体系建设为中心，以档案宣传为重点，积极宣传档案工作，提高社会档案意识。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档案宣传阵地，进一步丰富档案宣传内容，进一步创新档案宣传形式，进一步加强档案对外宣传，进一步加强对档案宣传工作的领导，努力开创档案宣传工作新局面。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将参观考察我省无锡档案馆和江阴档案馆。（耿联）

http://www.js.xinhuanet.com/xin_wen_zhong_xin/2011-09/28/content_23792901.htm

 

为了进一步构建档案学术研究和交流平台，提升本市档案学术水平，由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和上海市档案局联合主办 “‘3+1’档案论坛”。第五届“‘3+1’档案论坛”由上海师范大学承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地点

第五届“‘3+1’档案论坛”活动初步定于2011年10月下旬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举行。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二、出席范围

主办单位的领导和有关代表；本市有关档案部门代表和有关单位档案工作人员；华东地区高校档案学界特邀代表；入选论文作者。

三、论坛主题

新起点、新契机、新发展——档案工作“十二五”展望

1、数字档案馆（室）建设

侧重研究：数字档案馆（室）建设的理念与实践；云计算与数字档案馆；电子文件备份（档案）中心的建立与运行；数字档案馆的优化与运行；数字档案馆（室）的安全保障；数字档案馆与数字图书馆（博物馆）比较研究，等等。

2、档案利用服务创新

侧重研究：档案提供利用的深化问题；档案知识服务的价值与实现；档案文化传播；档案远程利用；档案与城市（数字）记忆；档案服务能力的评价与提升；档案资源化管理的实现（经济学角度）；档案公共服务的延伸与拓展；档案利用服务新模式；档案利用服务的动力机制，等等。

3、档案人才需求与培养

侧重研究：信息化背景下档案人才需求分析与课程体系建设；档案专业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档案人才职业竞争力的培养；档案人员在职培训方法与路径的选择；档案远程教育的深化；档案教育的协作；档案人员职业认同度的培养，等等。

 

四、报名

1.凡欲参加本次论坛活动者，请在2011年9月30日前向论坛组委会提出报名申请，并填交《“‘3+1’档案论坛”报名表》，见附件1。

2.申请者需同时提交论文，论文要求详见附件2。

3.上述报名表和论文以电子版（Word 2003文件）通过电子邮件提交，邮件主题中注明“3+1档案论坛”字样。

4.报名申请事宜请与论坛筹备组联系。

五、筹备组联系人

l 张会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

地　址：上海桂林路100号，邮　编：200234

电　话：64323911，手机号：13918001660

电子信箱：huichao@shnu.edu.cn

l 许正兴：上海市档案局科教处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26号，邮　编：200336

电　话：62751700-1722，传　真：62951562

电子信箱：kjc705@sohu.com

 

附件1：“‘3+1’档案论坛”报名表

附件2：“‘3+1’档案论坛”征文要求

附件3：“‘3+1’档案论坛”征文排版样例

 

 

第五届“‘3+1’档案论坛”组委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1：

“‘3+1’档案论坛”报名表

姓名	职务 职称	工作单位	联系 电话	电子信箱	拟提交论文题目

附件2：

第五届“‘3+1’档案论坛”征文要求

一、论文应围绕本届论坛活动研讨主题，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文字流畅。

二、论文篇幅在8000字以内，应包括以下部分：标题、作者单位、作者姓名、内容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或参考文献。

三、论文采用Word2003编辑保存，具体排版要求见附件3。

四、论文后注明姓名、单位、职务、职称、电话和电子信箱，用Word2003文档，通过E-mai1投寄到相关联系人信箱中。

五、征文截止时间:2011年9月30日。

附件3：

论文排版格式（纸张大小：A4；页边距：缺省值）

 

档案职业资格研究（论文标题黑体三号）

 

某某单位某某部门 张某某 （单位作者宋体五号）

 

摘 要（黑体五号）：摘要内容（楷体五号）

关键词（黑体五号）：关键词内容（楷体五号，关键词之间用1个英文空格分隔）

 

 

 

论文正文 （全部采用宋体小四号，单倍行距，每段首行缩进2个汉字宽度）

一、一级标题编号，加粗

（一）二级标题编号

1. 三级标题编号

（1）四级标题编号

 

 

 

注释或参考文献：（黑体五号）

（注释或参考文献内容全部采用楷体五号）

[1] 张某某.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应实施品牌战略.北京档案，2005(6):16-21;

[2] 李某某.档案法学基础.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45;

[3] 张某某 陈某某.地方档案法规研究. http://www.arcs.sh.cn/344.htm。

 

 

作者联系方式：（宋体五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固定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http://www.archives.sh.cn/docs/201107/d_444033.html

http://news.xinmin.cn/t/xmwbtj/2011/09/23/12169145.html

——《民族档案之旅游人类学建构与扩展研究》简介

杨毅、张会超

民族档案的研究由来已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档案界就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关注和探讨，而且按照档案学的范式和内容形成重要的分支学科——民族档案学。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审视这些成果，却发现大多数都局限于档案学或文献学的范畴，呈现出一般性的介绍和资料的罗列，对于广泛存在的现象和管理不能有实质性的促进，对于学理上的思考缺乏深入的创造，对于方法的运用过于简单和粗糙。所以多年来，民族档案研究及其学科发展一直迟缓不前，多停留在民族加档案的表象上。民族档案学究竟该如何发展，民族档案现象又该怎么看待和解释，需要进行反思和追寻。

因为地处云南，多民族的文化铸就了旅游学和人类学的发达，这些现象引发了关注和深思。旅游是什么，从旅游学和人类学视角都进行了不懈的研究，从而促进了旅游人类学的出现。这一学科的发展对于观察和了解相关事物提供了一种思路和角度。深邃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促使其他学科不断借鉴和参考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过程，学术研究越来越走向交叉与融合。

档案学尤其是民族档案学能不能运用旅游人类学乃至于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问题。从2003年开始，借助于云南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年度项目“纳西东巴档案的合理利用与纳西族地区旅游发展之关系探讨”（ynuhss2003058），我们初步进行了知识嫁接和学科拼图。通过对东巴档案的全新阐释，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民族档案可以由民族文化物化而来。这一物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记录的形成与保管，用档案学的观点和知识来揭示完全行得通。加上对旅游和档案的关系研究，发现可以用旅游来提升档案业的魅力，档案作用的发挥同样可以促进旅游的发展，所以我们最后得出一种认识，东巴档案与丽江的旅游是互动的，双方相互影响和促进，双赢的局面理论和现实中是可以实现的。

有了这种思路，我们继续关注和探讨民族档案与旅游的问题。2007年，成功申请到了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民族档案资源整合与云南旅游文化发展”（07Z20725），通过研究发现，在云南的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档案资源的整合将会极大地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对民族档案的管理有了深层次的启发与帮助。民族档案的整合首先是文化的认同，在民族文化档案化的理念和基础上，民族档案管理部门与旅游业各部门可以在目标指向、内涵构成、表现形式等方面实现深层次的结合。

正是有了一系列的研究基础，我们才能认识到民族、档案与旅游之间的深刻关系。民族档案和民族文化始终处于相生相伴、绵延发展的过程中，民族档案可大体划分为原始记事档案、传统档案、新型档案三大类。依据旅游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档案学视野下各民族文化的过去和现状，可以看到民族档案与民族文化始终共生互动，其所具有的独特性、多彩性、直观性和衍生性特点在旅游业发展中将得到进一步扩展和体现。

感谢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民族档案之旅游人类学建构与扩展研究》在2009年第3期刊发，促进了学术交流与深化。这一研究将不同的学科嫁接与融合，形成了民族档案学的拓展之路，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重要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学科交叉和升华的道路，更为民族档案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是有了这些研究心得和前期成果，我们才得以顺利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民族档案学理论方法及其学科化建设研究”（09YJA870025）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研究”（11XTQ008）。目前，对于民族档案学的范式转换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具体如何构建，又走向何处，旅游人类学为下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指明了方向。

    作者简介：杨毅，女，白族，1964年出生于云南省剑川县，现为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档案编研、民族档案与民族文化等方面研究；张会超，男，1978年出生于河南省郾城县，先后就读于郑州大学、云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副教授，兼任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史）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云南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获奖成果简介》，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376——378页

 

 http://jiageku.blog.163.com/blog/static/126069173201181582031751/

档案：真实的力量

　　当前，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在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编辑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于6月16日正式出版，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出版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席座谈会并讲话；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农业展览馆参观了由中央档案馆和农业部共同举办的《建党以来农业政策回顾展》仅今年上半年，中央档案馆为纪念建党90周年推出的活动就多达7项。

　　“档案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产生于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各领域，反之又服务于人们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如何利用档案，发挥最大功效？多年来，档案工作者已经总结出诸多经验并取得明显成效。当前，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在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档案的大功效

　　档案工作对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档案资料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配合国家重大外交、宣传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档案局档案馆室司司长孙钢对本刊记者举例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中苏、中蒙、中印等边界谈判提供了大量明清历史档案和地图，为外交谈判提供了重要的铁证。

　　“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信息，各级档案馆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孙钢告诉本刊记者，2008年拉萨“3·14”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中央档案馆迅速反应，经中央批准陆续在国家档案局网站上以视频形式公布了《从历代档案看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档案看历代达赖喇嘛都经中央政府认定、册封》等5个专题档案，有力地证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视频被300多个中文网站和100多个英文网站转载，仅国家档案局网站的点击量就超过200万人次，点击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内保存的大量珍贵档案、特色档案，还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不断作出贡献。孙钢说，2005年连战先生访问大陆期间，胡锦涛总书记送给连战先生一份礼物，是国家档案局主动提供的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连战祖父连横更名复籍档案复制件。该组档案共有两件：分别为1914年2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办理连雅堂(连横的号)申请恢复原籍案的文书、1914年2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办理连雅堂申请更名案的文书。

　　这份礼物令连战深受感动。翌日，连战在演讲时表示：“胡总书记把我祖父当年要求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书找出来送给了我。祖父连横在日本统治台湾那个时代就要求恢复中国国籍，可见是一个民族思想非常强烈的人。”

　　助力经济建设

　　在党和国家经济建设领域，档案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管理工作，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集体与农民签订了农村土地的承包合同，使农村的土地基本保持了稳定。”国家档案局经济科技司司长李晓明对本刊记者说，“一二十年后，随着土地承包合同的逐步到期，国家又开展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在开展延包工作的过程中，有许多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手中的原承包合同丢失，给土地确权工作带来了困难。保存在县级档案馆中的上一轮土地承包合同的存根就成了土地确权的重要依据，有效地避免了延包工作中的矛盾和纠纷。”

　　2006年国家开展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集体林地开展承包和确权工作，档案部门又与林业主管部门协作，出台了《关于加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档案工作的意见》，把山林承包合同以及林业权证等资料及时归档保存，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比如说，2009年4月至6月，安徽省定远县集中换发全国统一的山林权证，该县原有的山林权证大多是1981年至1983年颁发的，由于年代久远，出现了许多‘有山无证、山证不一致’的现象，在林权证换发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权属纠纷。仅2009年5月，定远县乡镇村干部、双方当事人就来县档案馆查阅当年的权证存根88人次，调阅案卷120卷册，复印资料168页，成功解决山林权属纠纷32起。”李晓明举例说。

　　企业档案也是我国经济建设、改革发展、科技进步、对外开放历程的重要记录，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重要依据，是国家的重要信息资源。

　　伴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企业的初建、恢复整顿、管理上等级、改革改制、规范管理、现代企业及产权制度的建立与信息化建设发展历史，我国企业档案工作也经历了技术档案的初建时期、以科技档案为主的综合管理、档案管理升级与目标管理等发展阶段，国家档案局也相应出台了《企业档案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规，为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和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和服务。

　　现在，我国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多年来积累起来的档案资料，已成为重要的企业资源和国家财富，为企业生产经营和维护企业与国家权益提供了重要保障，为企业承担国家重要的研发和生产任务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同时也成为传承企业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李晓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举个例子，石油行业是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在油气勘探开发和生产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资料是国家巨额投资的结晶，是企业技术和知识储备的重要形式。在石油勘探开发中，由于地质构造的复杂性和勘探程度的加深，油气勘探的难度不断加大，需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加深认识，深入研究，才会有新的发现和突破。近年来，中国石油国内油气勘探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档案信息资源为油田增储上产发挥了重要的信息支撑作用。中国石油冀东南堡油田、中国石油长庆西峰油田都是利用老资料、认识老资料、研究老资料进行二次勘探取得的重大成果。”

　　近年来，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民营企业对档案管理的规范需求越来越大，各级档案部门及时地为民营企业提供档案业务指导，积极引导其建立企业档案工作，使一大批民营企业的档案工作达到了现代化管理水平。

　　在工程建设领域，档案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从项目的提出、决策、规划、征地折迁、设计、施工、设备安装、竣工以及交付使用的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的文字、图纸、图表、数据和声像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是基建项目的最真实的记录，是全面鉴定工程质量的第一手材料，也是项目完成后的运行管理、维修改造、改扩建的重要依据，在项目出现问题后，对及时查明原因、追究责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一些地下设施和隐蔽工程完成后，其内部的结构和设施只能依靠档案图纸来描绘，档案资料成为这些工程的“透视镜”。

　　李晓明介绍说，“在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重大建设项目以及一大批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煤矿、电网建设项目中，档案部门全程参与项目建设，使项目档案管理与项目建设进度保持一致，积累起了齐全完整的档案资料，为这些项目的安全运行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可以说，在一座座雄伟工程的背后，都有丰富的工程档案作支撑。”

　　此外，为社会公民提供档案服务，也是档案利用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从档案中查出公民有关学历证明、参加革命或工作时间、是否参加某项工作任务等的档案材料，作为解决公民个人待遇的凭证材料。另一方面，从档案中查出有关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关于公民离退休、工资级别、房屋产权和拆迁等政策和规定，作为公民解决个人待遇、落实政策等问题的重要凭证。

　　例如福建龙岩市公民林育生，其祖父林野参加革命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牺牲，几十年来因无确切材料证明，一直被确定为因公牺牲军人；2010年经中央档案馆查调提供的档案材料，有关部门很快确定林野为革命烈士，使其一家人多年的心愿得以了结。

红色档案提供历史镜鉴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所形成的重要革命历史档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和国家机关形成的重要档案，被称之为“红色档案”。

　　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利用部主任王绍忠向本刊记者介绍，这些档案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在提供利用方面不同于一般的要求。为此，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实际情况，从档案利用手续、审核、报批、利用方式等各方面，对中央档案的提供利用工作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多年来，中央档案馆就是在严格执行这些规定的前提下开展档案利用工作的，既保证了中央档案在提供利用过程中的安全，同时又发挥了档案的作用。

　　“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提供利用档案。”王绍忠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需要不断总结和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至今已历经90年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已60余年，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既有成功和辉煌，又有曲折和教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并加以借鉴。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自己历史经验的总结，把党史、国史的研究编写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编写了不同版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组织出版了大量党史、军史、战史资料，还编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等。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中央档案馆为此提供了大量的档案。”

　　此外，党和国家开展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举办的各种重大纪念活动，这些档案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绍忠介绍道，井冈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展览、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展览、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展览、西柏坡革命历史纪念馆展览，党的一大至五大、八七会议、八一南昌起义、遵义会议等旧址纪念展览，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纪念展览，这些纪念馆、遗址、旧居等都是党和国家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央档案馆为这些基地举办的各种展览提供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此外，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诞辰纪念活动中有关部门撰写纪念文章，编写传记、年谱、文集，拍摄专题电视文献片等，也提供了大量档案。□（文 记者陈泽伟）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5/c_1219659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