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天地

　　《铭记》之档案馆里的稚影

　　这是一封父亲写给女儿的信，女儿谢鑫婧，10岁，不幸在大地震中遇难了，在她去世后的十几天后，他的父亲夜里偷偷写下这封信，并把它藏在了自己家的床板下，而现在这封信安静地躺在了成都市档案馆。

　　姬勇：他们都说真没想到会是这么好，把它保管得这么好，而且他们觉得，能够感觉到，言谈当中感觉到他们很自豪，我孩子的，虽然是个小孩，和那么多重要的档案、文献，我告诉他我们这儿有很多属于国宝级的档案，全国唯一的很多东西，比如宋则元七七事变的电报稿在我们这儿，这些会在一栋大楼里存放，一样的保管条件。

　　他叫姬勇，成都市档案局政策法规处调研员。就是他在征得了谢鑫婧父母的同意之后，把这封信带回了成都市档案馆。

　　和这封信安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些画、作业、奖状、手工作品，这些东西的主人都是些孩子，他们都在这次地震中失去了生命。

　　这些孩子们的遗物都是姬勇和他的同事，地震后的15天之后开始，一点点收集起来的，在来到档案馆之前，它们原本都散落在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里。

　　其实，5月15日，成都市档案局就曾经以“成档发【2008】34号文件”的形式要求“形成、收集和管理好反映灾情、记录党委政府及其部门抗震救灾处置和灾后重建的文字材料、统计报表、照片、声像材料等档案资料”。而姬勇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显然超出了这个文件所下达的职责范围。

　　他们认为那些还没有个人档案的孩子们的遗物，同样是记录这次地震的很重要的档案资料。

　　姬勇和他的同事们一次次地走进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有时为了一个孩子的一件遗物，他们要跑上好几趟，而按照常规，档案都是由机关单位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主动交送同级档案行政主管部门收存的，不过这一次，平时习惯了“坐等”档案工作者们选择了主动。

　　姬勇：也许在平时我们不会收集它，它会自然地慢慢去累积，在每个家庭里边，每个人的生活历程当中去累积，我们可能不会让它进入档案馆，可是恰恰因为这一次地震，它能够告诉我们的实际上就是什么？更具体的，更真实客观地告诉我们，这场自然灾害它的残酷性，它的可怕，它把那么多弱小的生命剥夺了，而这些生命本来是很美好的。如果说都是比如说一样的语文课本，一样的语文课的教材，一样的数学课的，每堂课一样的，你的课本和我课本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作业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爱好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不一样的就是他的个性的东西，而这些个性的东西才让我们能够印象更深地去记住它，比如一个爱画画的孩子，一个爱写小诗歌的孩子，一个爱跆拳道的孩子。

　　这张画是杨萍画的奥运福娃，也是第一件被存放到档案馆的遇难学生的遗物，而这件遗物当初是一个记者送来的。

　　傅艳：她的房间里边花花绿绿的，一进去你就很喜欢这个环境，全部是她的作品，她画的，而且她呼吁环保，写的诗。

　　傅艳，《成都晚报》的记者，在一次采访中，她认识了杨萍的父母，他们带傅艳参观了女儿杨萍的房间，在那傅艳看到了这些画。

　　傅艳：画的什么奥运的福娃，画得特别可爱，直接就在墙上画的，她爸爸妈妈的房间也被她画满了，完全可以想象这个家庭是多么开心的一个家庭，特别特别幸福的家庭。当时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能不能要一张她的画，我自己保存一张，她爸爸妈妈那种表情应该叫做很欣慰的一种表情，没有任何不舍，完全就是很意外，没有想到会有人愿意留存他女儿的一张画，立刻就说所有的画你选，都可以。我当时突然触动了一下，我想，如果他这个东西，一百年以后查一百年以前四川有一个汶川大地震，在档案馆里面发现了一幅小朋友的画，画的福娃，画的呼吁环保，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当时我一下就给姬成伯老师说这个事儿。

　　5月23日，傅艳将包括杨萍在内的三个孩子的画、作文、成绩单等37件遗物送到了档案馆，姬勇说，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些画、这些诗歌的时候，他就决定要让更多这样的东西有机会留在档案馆。

　　河水小报：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清水河，因为它的河水很清，能看见水里五颜六色的石子，我每天放学回到家里我就会在那坐着玩，只要有人扔垃圾，我就会叫那个人把垃圾捡起来。

　　姬勇：也许我们做一个推理，没有汶川大地震，我们可能还看不见这些东西，他们还会继续书写，继续画他们的画，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成为画家，会成为诗人，甚至于文学家，可是因为这一次突如其来的地震，把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终结了，停止了，留给我们的东西，我想除了悲痛、伤感以外，其实让我们更多看到这些孩子美好的一面。

　　这张没有填写完毕的奖状是一个叫周静波的孩子唯一的遗物。这张奖状已经是他留给父母唯一的纪念。

　　（姬勇到灾区收集孩子的遗物）

　　姬勇：我是成都市档案局的人，我说我们今天来，想来收集一些咱们遇难孩子的一些遗存的实物，有意义的实物。当时他就愣住了，他就问我，你们是国家的档案馆，我说对呀，他说我们这种孩子都是娃娃都是普通老百姓，我是农民，你们收来干什么。

　　当姬勇第一次找到周静波父亲的时候，周爸爸并不理解姬勇的来意。

　　姬勇：我当时很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我说老周，我说你就不知道了，5月19号那天开始，连着三天，所有的五星红旗降半旗，所有的中国人默哀三分钟，为什么？就是为了这次大地震遇难的同胞，每一条生命，包括你的儿子。

　　最终周乐康还是把孩子唯一的遗物交给了姬勇，并且还帮忙叫来了其他家长。

　　姬勇：我觉得我们当时更多地采用的一种方法是和他聊天，一对一地去聊天，您的孩子是哪个班的，哪个年级的，怎么样了，他们会告诉我们，我孩子就在那个位置，他的教室就在那个位置，我们然后就会相对咱们是兄弟，或者是姐妹，或者是姊妹，然后您给我指指孩子的位置在哪里，身上带有孩子的照片吗，还留有孩子的东西吗，我们想认识他。

　　胡娟，一个女孩子，当时是谁告诉我们的，她妈妈爸爸已经把她很多东西都烧掉了，只留了两件东西，一个是她的共青团团章，一个是她的一篇作文，得优秀奖的作文，叫父母的爱。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能把这个东西捐给档案馆吗，当时他第一次回绝了我。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孩子小，还不到16岁，没有办到身份证，16岁才能办身份证，她到了那边世界去，别人不认识她，我想把这个团证和她的作文放到她的骨灰盒里边，她去那边以后，别人就认识她，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知道她是哪个学校的，多大的孩子，知道她的身份，也知道她是个乖孩子，爱爸爸妈妈的。当时我听了以后，我愣了半天，我实在有一种不忍心，从她手里把这个东西拿过来。等了一会儿，后来我跟她讲，我说妹妹，我说我跟你商量一下，我说你把这个东西放在骨灰盒里，也许我是你，我也会这样做，如果没有人来找我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做，我说我为你女儿写的这篇作文而感动，而且我羡慕，你的孩子还不到16岁就能够懂得什么是感恩了，因为她了解爸爸妈妈的艰辛，爸爸妈妈的爱的付出，这个时候她没有说话，后来她就一直看着她孩子的，团证上的胡娟的照片，一直看，看半天，最后把它合上，就递给我，你们拿去保管吧。我当时真的没敢出手去接，我觉得太重了，太重了。

　　然后当我们办完手续，把手续给她的时候，她没有接，她说了一句话，能让我再看看吗，我马上说，没问题，快，把盒子打开。然后把盒子递给她，她把盒子打开，然后拿着孩子的团证翻开，上面有张照片，就用手去摸着她女儿的照片，一遍遍摸，娟娟，娟娟，妈妈会来看你的。

　　截止到7月初，成都档案馆已经搜集了四百多件遗物，工作人员对这些遗物进行了分类、登记、归卷的整理，再经过消毒就可以进入库房。在那，档案馆将对这些遗物进行标准的温度、湿度控制、定期杀虫消毒，孩子们的遗物将与其它所有重要文件保存在一起。

　　姬勇：我们除了官方文件以外，来自于民间的东西，它才相对来讲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档案全宗，既然地震都没有选择，我要夺去生命的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是平等的，它的平等是残酷的，我们的平等，我觉得真正就是说再用一句，真正是尊重生命，我们都平等地去面对，去把他们能够尽可能地把它留存下来，成为历史记忆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这是新建小学学生陈紫杉写给爷爷奶奶的信和她画的画，是陈妈妈刚从孩子的爷爷家找到的。档案的征集工作已经结束了，但还有家长不断地将新找到的一些遗物送到来。

　　姬勇：我说肯定我们不会拿个袋子装完就放那儿了，这是肯定的。下一步还要在阅览大厅放对市民的一个公开目录。后来看完以后，临走的时候，她们还跟我说，姬老师，谢谢你们了。我们喊你喊老大哥吧，我说行，想怎么喊就怎么喊吧，没关系，我来成都想看孩子的东西的时候，打个电话。因为他们就像我的弟弟妹妹的年龄。

　　记者：感觉像他们的孩子都被你管起来了。

　　姬勇：是，放到这儿，交给我，他们也觉得这样很放心。

　　姬勇说他们在准备开始征集遗物时也有过顾虑，如果有家长提出物质上的要求，自己可以接受的价钱底限是多少，但是最终也没有一个家长提出过。

　　姬勇说，无偿也意味着无价。在现行的档案管理中，依据保存价值将资料分为“永久保存”、“长期保存”和“短期保存”三种类别；虽然地震档案的级别官方还未定性，但姬勇坚持认为，“一定要定为永久保存”。

　　姬勇：他，很普通的一个水电工、维修工，在孩子死了以后，他爱人讲，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他沉默寡言的，到晚上的时候会发现他悄悄地起来，在外面去偷偷地哭，去吸烟，后来发现他写东西，当时也没有太在意，不知道他写什么，有时候写了把它揉了扔了，后来才发现，后来发现以后，一千字左右的密密麻麻的。

　　这天，把写给女儿谢鑫婧的信交给之后姬勇。谢鑫婧一家人和姬勇拍下了这张照片。

　　姬勇：我说把孩子的照片，大照片有吗，他说有，那房间里有一个，大概是12寸的一个照片，我说把孩子照片抱上，我说成伯和她合影，你们一家人和咱们一起合个影，然后孩子妈妈说，好，把照片抱出来，我们一起合了个影，我说把孩子照片抱上，我说成伯和她合影，你们一家人和咱们一起合个影，这个时候谢家强走我来说，成伯，我想和你合个影，我们俩单独合个影，我说行，我来，当时我就没动地方，我把我的相机拿给一个同志，来，帮我照，他说不，我们到那边照，换一个位置。结果换过去以后，我才发现，他另外有意图，他靠近我，贴在我的而便跟我说了一句话，成伯，我不能这样，我要坚强起来，我要雄起，四川话讲雄起，我不能让我的爱人再为我操心了。最近我还和他们聊过，我说孩子走了，我说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还想要孩子吗，他们明确告诉我，要，不管今后是儿子是女儿，等他长大了，等他懂事了，我们一定要带他到档案馆来，看看他有一个多么优秀的姐姐，他曾经有过的。

http://news.sohu.com/20080908/n259430849.shtml

巴菲特向她开放了两个大档案室，她可以采访任何想采访的人

    9月29日，一本名为《滚雪球：沃伦·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的书，将在全球发行。不过，新书还未上市，已经掀起波澜。不但书中写有巴菲特敏感的第一段婚姻，作者本身也很传奇。而且，新书能否热卖，也成了关注焦点。

    作者是个保险分析师

    令51岁的爱丽丝·施罗德撰写的这本《滚雪球》与众不同的是，巴菲特本人同意跟这位初次写作的作者合作。施罗德称，巴菲特向她开放了两个大档案室，里面保存了他的投资材料、信件和个人感兴趣的主题资料。而且，巴菲特还给她提供了一封确认两人合作关系的信，她在采访时可以向受访者出示该信。

    施罗德初次见巴菲特是上世纪90年代末，那时她是一位保险分析师，负责分析巴菲特任董事长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为了写这本书，施罗德向公司请了假。她说，她花了约2000个小时跟巴菲特在一起，录制了300个小时的访谈。

    施罗德在谈到巴菲特时说：“人们把他分割成细小的角色切片：投资人、公司经理等等。我过去认为，这个人用一种统一的方式看待一切事情。这是一整套的理念。正确的书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生活中的什么事件，造就了这个男人并影响了他？”据说，巴菲特曾说过：“人生就像滚雪球，重要的是找到很湿的雪和很长的坡。”因此，书名就来源于此。

      揭示早年婚姻变故

    据知情人士透露，巴菲特最初对书中提及的一些内容不太高兴，这些内容跟他的第一次婚姻有关。巴菲特的第一任妻子苏珊于1977年离开他，搬到旧金山，但两人一直没有离婚。在苏珊的鼓励下，奥马哈一家法式餐厅的女招待阿斯特里德·门克斯，最终搬去和巴菲特同住。2004年，苏珊去世后，门克斯和巴菲特结婚。这个问题以前也被公开讨论过，特别是《华尔街日报》记者罗杰·洛温斯坦，于1995年出版的《巴菲特传：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书中说三人相处得不错。

    不过，巴菲特的一名助理在一封邮件中说，巴菲特表示，他因为对书中内容不满意而减少推广支持的说法并不属实。施罗德对此表示，巴菲特对于她在书中揭示他私人生活的这个部分表示理解。“他说我可以采访任何我想采访的人。”但不清楚的是，巴菲特是否想到施罗德会找出并采访那么多了解苏珊·巴菲特生平的人。“他说过，想调和自己的公众角色和私人角色。他知道我喜欢刨根问底。”施罗德承认，巴菲特对手稿中读到的一些内容有异议，但巴菲特并没有要求她删减任何部分，“我书中所有重要的材料，都有多个消息来源。”

作者成为又一焦点

    备受华尔街和非金融界人士推崇的巴菲特，甚少在公众面前亮相，这次出新书也一样。早些时候，巴菲特曾在一封信中说：“我对这本书没有意见，希望它能畅销。书中的我比现实中的我要好，不过我愿意朝那个方向调整自己。”越是这样说，人们对该书的作者施罗德越感兴趣。出版人兼主编里克·沃尔夫说：“巴菲特授权施罗德写这本书，显然非常不同寻常。”

    贝塔斯曼麾下的出版人欧文·阿普尔鲍姆称，巴菲特从未许诺会参与推广这本书。他让作者接触他的熟人、朋友，给她机会了解他，这是这本书的特别之处，我们当然希望巴菲特为这本书接受采访，谈谈这些。

    施罗德是科班出身的公共会计师，2003年时是摩根士丹利金融服务公司颇受好评的保险业分析师。得到巴菲特对这本书的合作支持之后，她请假全职写书。当她的决定在华尔街上传开之后，好几位出版人跟她接触。有朋友建议她跟著名代理人大卫·布莱克合作，因为布莱克代理出版了很多著名的畅销书。

    2005年秋天，布莱克向纽约多个出版商提交了一份160页的建议书，最先回应的两位热切的出版人都被要求单独飞往奥马哈面见巴菲特。“他要这些从未谋面的出版社保证，不会在推广这本书的时候把他宣传成半个作者，不做不实的声明。”施罗德说。

    strong>有人质疑销量能否好

    股神巴菲特出书，按说销量应该不成问题。然而有人却说，出版人要卖出60至70万册才能赢利。一个出版人阿德里安·扎克海姆说，这本书的业绩如何，要看巴菲特多大程度上配合推广，以及“他多大程度上承认该书的准确性”。扎克海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当初仔细地读过这本书的手稿，最后决定不参加最后的竞标。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巴菲特还没有为《滚雪球》做推广的计划。巴菲特的一个助理在电子邮件中称，“巴菲特目前不接受有关此书的采访。”不过巴菲特的另一名助理却说过，这本书“销量应该会很高”。

    同样，很多人相信《滚雪球》会大卖。美国最大的图书零售商的商务书采购员戴夫·哈撒韦说：“这将是我们今年最重头的图书。巴菲特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他是最后一位名副其实的商界偶像。”

    ——摘自美国《华尔街日报》

    (来源：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

http://intl.ce.cn/gjzx/bm/200809/07/t20080907_16730346.shtml

“封闭”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本网讯  通讯员石长荣 李娟报道  “幸亏技术档案允许咱们查阅，要不可就作难了！”9月4日，山东肥城矿业集团电力公司国庄电厂锅炉工徐强，从档案室抱着一打图纸边向外走，边高兴地夸奖厂里的政策好。
　　过去，各企业为确保技术档案的完好性，是不允许普通职工借阅的。因此，档案室成了“保密室”，令人望而却步。如何让“死档案”变成“活资源”，为蓬勃兴起的群众性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帮助？厂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确保档案资料不损坏、不丢失的前提下，允许广大职工申请借阅。这次到厂档案室借阅图纸的徐强，就是因为在参与班组QC小组开展的《降低锅炉事故率》课题时遇到了麻烦，到厂档案室申请借阅的。2005年以来，国庄电厂的广大干部职工以科技兴企为动力，紧密结合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一系列“卡脖子”问题，大力开展群众性技术攻关活动。活动中，他们多次到档案室借阅图纸，查阅资料，既熟悉了设备的性能、概况，又对设备运行情况有了深入了解，从而为技术创新找到了依据。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目前该厂已先后取得了20多项技术革新成果，创直接经济效益150多万元。其中“利用档案信息提高热工仪表测量准确率”、“利用档案信息提高循环水合格率”、“利用档案信息资源，降低汽轮机真空度”等9项成果先后获得山东省档案局二、三等奖。

http://www.cepn.sp.com.cn/dlkj/200809/t20080908_256766.htm

（8月21日C19民生）
最近，单位贴出催交档案托管费的通知。我欣喜地发现，托管费降到了240元/年。2006年4月，按单位要求将档案转到当地人才市场托管，当时的托管费是260元/年，也因此结束了我已享受了10年的档案免费保管的福利。

其实，寄生在档案身上的收费又何止托管费一项？去年底，参加职称评审，单位要求到档案托管部门盖个章，当时感到很不解，但也只得按要求去办。记得那天拿着 评审表去盖章，办公室人很多，要排队，结果盖一个章收费50元。我这才省悟，大概这就是盖章的真正原因了：为档案创造“寄生费”。

听过来人讲，“档案寄生费”还不止这些，如借阅、复印本人档案，也要收费。我想，如果引入更多竞争，打破档案托管“特许经营”，“档案寄生费”才会更少些，档案托管才会更公益些。
（南宁 刘飞锋 媒体人）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6891

档案托管将趋公益化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6180

【关注】
我国每年有千余万流动人员要向人才中心交档案管理费。
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回应，合理的收费目前不可能取消，但公益服务为主的原则会加强，收费已在逐年降低。

每年1200万流动人员缴费
薄薄的一叠纸，为什么放一年就要交300元
王伟今年考上研究生需要将个人档案从人才中心转到将要就读的学校，为此他向人才中心一次性补交了四年的档案托管费1200元。这相当于当地高校学生公寓一整年的住宿费。“薄薄的一叠纸，为什么放一年就要交300块钱？”王伟很不解。
根据《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条例》规定，只有将人事关系及档案交给各级政府人事行政部门人才流动管理机构保存的人员，才能享受某些待遇，比如保留原有身份、工龄连续计算、国家规定的档案工资调升等等。
像王伟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据悉，截至2007年底全国各级人才中心共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1200多万份。按照有关规定，全国人才流动中心个人委托保存人事关系、档案收费标准180元/人·年，地方各省的收费每人每年120元到300元不等。
档案托管费溯源
人才中心没有经费来源，就收取档案管理费
档案托管费是如何产生的？全国人才流动中心接受南方周末采访表示，针对流动人员的档案托管费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在我国，非公经济组织没有档案管理权。针对这一情况，组织人事部门授权政府所属人才服务机构管理档案。人才中心没有经费来源，就收取档案管理费，国家物价局、财政部作了批准，审计部门每年审计监督。
广州市物价局向南方周末解释，现在人才中心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人才交流机构收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包括档案托管费在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费交给财政部门，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人才中心的日常开支则由财政部拨款。另一部分是诸如职业介绍、举办人才交流会等经营服务性业务收费，是人才中心的经营收入。
专家质疑“特许经营”
对流动人员，档案管理应是公益性的，档案归国家所有，理应由国家埋单，不应该收费
目前国内的民营和中外合资人才服务机构已超过全国人才机构的四成，但它们被规定无权从事档案托管人事代理服务。全国人才流动中心一位负责人称，现在国内档案托管仍然处于“特许经营”状态。国家人事部规定，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开展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业务必须经过政府人事行政部门的授权。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沈志坤教授认为，现在人才市场没有放开劳动力管理，如果人事代理业务引入更多的竞争，档案托管费就会降低，“特许经营”表面上是商业行为，本质上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本质在于有关的行政机关希望将行政权力垄断在手上。
对此，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事人才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建钟在《建立以人为本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中认为，有关机构对档案实行收费管理，背离了公共部门人事档案管理的本义——为国家保存具有社会价值的历史记录，实际上是将公共部门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转嫁给了流动人员个人，从而极大地损害了流动人员的权益，提高了人才市场的流动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邓绍兴教授认为，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和国有企业员工的档案管理都是不向个人收费的，私营企业员工等流动人员档案管理费也不应该由个人承担。对于流动人员，档案管理应该是公益性的，档案归国家所有，理应由国家埋单，不应该收费。
人事部门回应：档案托管趋于公益化
将来的努力方向就是做到档案管理公益化，免收费
针对档案托管费太高的质疑，全国人才流动中心向南方周末表示，按照《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人才流动服务机构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以“服务为主，适当收费”为原则。档案管理是公益性服务，但是公益性服务可以适当收费，关键是收费以成本补偿为原则。目前全国总的趋势看，许多地方都在降低收费标准，也出台了一些针对未就业毕业生和其他就业困难者等群体免收档案托管费的政策。如从去年始，湖南省的档案托管服务费由每人每月25元降为每人每月10元。
广东省人事厅人才管理开发处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如果财政能出钱，那么流动人员管理档案就不用收钱。但是目前做不到，财政不给钱，人才服务机构要运转，就需要收费。将来的努力方向就是做到档案管理公益化，免收费。
（文中王伟是化名）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16180

    沈阳市档案馆馆藏各类档案资料总数超过50万卷（册），是全国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中建筑面积最大、设施最完备的档案馆。去年市档案馆接待近7000人次，全市建档家庭达14.55万户。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参观了“沈阳的记忆”大型主题展览、沈阳市家庭档案珍藏展览，详细了解了档案查询和保存工作，并听取了关于我市贯彻实施《档案法》情况的汇报。

    赵长义对沈阳市档案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于今后工作，赵长义指出，第一，要进一步学习贯彻《档案法》，实现档案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管理，提高沈阳市档案工作水平。第二，要进一步加大《档案法》宣传力度，增强全民的档案意识，提高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三，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要不断创新档案管理方式，变被动的存管式管理为公开化管理，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档案的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突出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功能，为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第四，市档案局要通过执法检查、监督等形式，承担起执法主体的责任，各区县（市）档案局要将《档案法》落到实处。档案工作队伍要深入机关、厂矿、社区，认真收集重要的档案资料。第五，市人大常委会将加大《档案法》贯彻实施的执法检查力度，政府要继续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管理和建设，使档案馆的功能更加完善，设备更加齐全，管理更加科学，服务更加到位，推动沈阳市档案工作再上新水平。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璐参加视察，副市长邹大挺陪同。

    （记者霍红）

http://www.ln.xinhuanet.com/ztjn/2008-09/02/content_14287106.htm

　　早在奥运会开幕前，北京市档案系统就遴选了47名档案骨干力量派驻到24个竞赛场馆和13个非竞赛场馆，同时组建了20余人的奥运档案接收预备队，并成立督导组全程监督指导；还与奥组委合作，与竞赛和非竞赛场馆全部签订归档责任书。考虑到赛时档案收集、移交工作的繁重性，市档案局专门制定了奥运会、残奥会赛时接收预案；就奥运期间档案查阅服务也专门制定应急机制，保证奥运会残奥会举办期间，实行24小时无假日全天候查档服务。

　　鉴于奥运会开闭幕式运营中心形成档案的特殊重要价值，北京市档案局还专门派出3人档案工作组，使得大量珍贵档案得以统一管理。截至6月，开闭幕式运营中心档案组共计收集纸质、电子、照片、胶片、实物等不同载体档案6万余卷(件)，包括创意设计方案、图纸手稿档案等，涉及灯光音响、音乐舞美、服装道具、影像等内容。此外，奥组委2008年以前形成的文书档案也已全部移交市档案馆保存；市2008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档案分三批移交，目前已完成前两批档案的移交。

http://sports.eastday.com/s/20080830/u1a3840811.html

　　家庭建档四部曲

　　1整理档案，分类是第一步。据介绍，家庭档案大致可分为12大类。和日常生活关系比较密切的，则有以下这些：

　　健康类：包括病例、体检报告、过敏史和抗过敏史资料

　　证件类：如出生证、独生子女证、户口簿、身份证、学历证、结婚证、工作证

　　学习类：入学开学通知、成绩单、写作手稿；购物类：包括发票和收据、产品说明书、保修记录  

　　照片类：个人成长照片、重大活动照片、旅游照片；经济类：重要收入记录、重要开支记录、有奖彩票；通信类：普通书信、明信片、通讯录。

　　2分好类后，就要对档案进行排列。譬如一家三口，可以分别建三个人的照片档案。每一个成员的档案，一般按照时间程度来排序，如孩子出生、满月、周岁，以此类推。

　　3排序完毕，应该给每一件档案材料编一个顺序号码，从“1”开始编流水号即可。编号是用以固定每一件档案在全部档案中的位置，便于查找和利用。

　　4分类、排序、编号，这三大步骤完成后，一个家庭档案馆就初具雏形啦。接下来要注意的是，便保管问题。把档案装入专业档案盒是最理想的选择，纸质文件袋也未尝不可。总之，方便保管利用就行。另外，档案最好是放入档案柜集中存放，如果没有档案柜，其他家具也可以。但要注意防火、防潮、防虫、防光、防尘。

　　海珠区档案局愿意为有需要建立家庭档案的人士提供服务

　　●联系地址：海珠区宝岗大道一号

　　●电话：84438442　84393397　34397977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8/26/content_299514.htm

　　屈老的收藏摆满了14个玻璃柜，共计2万多件，其中光证件一类就包括1954年至今历届广东省人大会议出入证、建国以来的选民证、工作证、中共八大到十六大的党章、半个世纪以来的党费证、50多年前的高考准考证、30多年的结婚证，各类证件多达300多种。

　　在2万多件收藏中，屈老会首先给你介绍这一件小藏品。那是1950年11月8日“广州海珠桥重建通车典礼观礼证”：一条三寸长的红布，手写庆典的名称，有些字体已随岁月而模糊，甚至还有了虫蛀的痕迹。

　　由于为主持典礼的时任市长叶剑英作记要，屈干臣获得了这张观礼证。但典礼后收拾东西，屈干臣却觉得它没什么用，随手丢进了垃圾桶。可转身一想，莫名又感到可惜，便回头将它捡了出来。结果捡了又扔、扔了又捡，如是三次。

　　“就是舍不得它，而且一次比一次感受强烈。到了第次，我意识到不能再扔了，再扔就捡不回来了。”最后屈干臣把观礼证藏在眼镜盒里，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正是这张红布条，为屈干臣的档案馆奠下了第一块砖石。他说，解放前不懂得收藏的重要性，也没有条件去收藏；解放后，工作、生活环境稳定了，“屋子里衣服、书籍、电器都能放下，为什么一张小布条、一份文件不能保存起来呢？”

　　难忘周总理和金日成合影

　　梁灵光亲笔的“屈干臣档案馆”、任仲夷为屈干臣歌集题写的书名，以及不可计数的国家、省、市领导人的题词和相片原件，令老屈的档案馆显得星光熠熠。

　　一个中华烟烟盒，既和叶剑英、陈毅、朱光三位紧密相关，也属于老屈私人所有。当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来穗，将一盒中华烟送给叶剑英作为礼物。而叶剑英又把烟转赠给时任广州市副市长的朱光。朱光珍而重之地抽完后，在他身边担任机要员的屈干臣，便向市长“讨”得了这个烟盒，一直保存下来。

　　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00周年，屈老珍藏了50年前周总理和金日成在广州博物馆前的合影原件，令他比普通人多一份怀念。1958年11月27、28日，周恩来和副总理贺龙陪同朝鲜首相金日成到广州参观访问，正是屈干成在周总理身边担任联络秘书。

　　“并非刻意收藏，只是做过这件事情，把东西收起来，以后回味的时候也有载体。”屈老的话意味深长，“每个人都能收藏有自己特点的东西，一个个人档案馆，就是一个世界。”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8/26/content_299513.htm###

无锡市档案馆从6月起面向社会开展私人(家庭)档案免费寄存服务。但两个多月过去了，前去咨询家庭档案寄存的市民却寥寥无几，很多市民对“家庭档案”、“免费寄存”等概念还比较模糊。

  市档案馆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利用新馆良好的保管条件，为社会提供各种档案保管服务，防止档案的散失和损坏，他们决定从2008年6月2日起，面向社会开展私人（家庭）档案免费寄存服务。凡属私人（家庭）所有，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资料，在其档案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均可自愿委托在市档案馆免费寄存。包括手稿、书信、图纸、表册、家谱、日记、证书、奖状、纪念册、票据、契约、照片、录音、录相、著作及小件实物等。其中对涉及无锡名门望族、无锡籍和外籍在无锡生活过的军政要人、知名学者、专家教授、作家、艺术家、烈士、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及名医、名匠的档案资料等可优先办理。凡需寄存档案的个人（家庭），持有效证件来档案馆提出申请，档案馆对其所要寄存档案的内容、数量和整理、保管状况进行系统检查，做出评估，办理手续即可寄存档案。寄存期限由寄存者提出要求，经协商确定。根据寄存人的要求，档案馆将为其档案保密。

  如今两个多月过去了，不少市民对家庭档案免费寄存服务都很感兴趣，可具体操作中存在很多难题。从档案馆具体负责人处记者也了解到，家庭档案的寄存不同于档案社会征集和个人企业的捐赠。寄存，代表着寄存人只是暂时存放在档案馆。期间档案的完整性、真实性、所有权等问题都需要事先进行公证或约定。为避免寄存后出现的种种纠纷，档案馆正在研究拟订具体的寄存办法。目前已有3户市民正在与档案馆洽谈具体的家庭档案寄存事宜。现在，符合家庭档案寄存范围的市民，也可以把手上的珍贵资料寄存到档案馆，在专业的人员和专门的存放条件下，让所收藏的珍贵资料能更长久的保存下去。

http://www.ctbn.com.cn/News/ShowInfoqk.aspx?ID=469424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沈志坤教授:

　　现在人才市场没有放开劳动力管理，如果人事代理业务引入更多的竞争，档案托管费就会降低，“特许经营”表面上是商业行为，本质上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本质在于有关的行政机关希望将行政权力垄断在手上。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事人才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建钟:

　　有关机构对档案实行收费管理，背离了公共部门人事档案管理的本义——为国家保存具有社会价值的历史记录，实际上是将公共部门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转嫁给了流动人员个人，从而极大地损害了流动人员的权益，提高了人才市场的流动成本。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邓绍兴教授:

　　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和国有企业员工的档案管理都是不向个人收费的，私营企业员工等流动人员档案管理费也不应该由个人承担。对于流动人员，档案管理应该是公益性的，档案归国家所有，理应由国家埋单，不应该收费。

    《江南时报》 (2008-08-22 第07版)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1364/7706729.html

    提要：2008年7月29日，70岁的张国臣坐在自己没有窗户、长年不见阳光的不足10平方米的陋室里心绪难平：25年的“黑人”生活，4万元就能补偿？

    25年。

    1983年到2008年。

    45岁到70岁。

    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样的年华本来是人生品尝盛夏果实的季节，可对张国臣而言，那25年却是一段压抑、迷茫、失落，甚至有些残酷的回忆：长期不能就业，无法领取养老金，不能享受相关的社会保险待遇，靠捡破烂度日……25年来，张国臣一直默默品尝着档案丢失的难言之痛。

    档案丢了？

    2008年7月29日，烈日暴晒的北京城迎来了少有的凉爽。

    “在1983年前，我的人生没有‘失败’两个字，如今却过着‘活死人’的生活。”在北京市西直门玉芙胡同的一间陋室里，张国臣老人脸上写满了忧郁和落寂。曾经提出“小厂志气大，小厂学大庆”口号的“红厂长”张国臣，如今只能靠回忆1983年前的光辉岁月来提升其做人的尊严。

    1950年，12岁的张国臣随身为革命家的父亲从河北移居北京生活。1956年，鉴于当时国内外严峻形势的需要，全国开始大规模地招收、培养飞行员。中学毕业的张国臣被学校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预备军官学校学习飞行员课程。

    1958年，随着国内外紧张形势的缓和，20岁的张国臣从军官学校转业回到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个电影机器厂从事电工工作。

    在电影机器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曾经是长跑运动员的张国臣因为身体素质好，又被上级调干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实习。几个月后，他被上级派到新街口派出所工作。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张国臣因为劳累患上了肝炎，他又被调到新街口街道办事处下属的集体企业——新街口电机修理厂工作，而且一干就是20多年。

    电工出身的张国臣在电机修理厂工作的顺风顺水，从车间主任一直干到厂长。作为新中国的技术人员，张国臣组织新产品开发小组，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张国臣要做国家的栋梁。

    那个时候，张国臣组织的新产品开发工作得到同行和领导的好评，评优、参观、奖励、报道……张国臣成了“红人” 。

    张国臣说，当时他干劲十足，天不怕地不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意气风发的张国臣又筹备了几百元钱和大家通过三个月的努力成立了晨霞百货商场，开始涉足百货业。

    商场成立后，张国臣和同事决定去广东汕头为商场的开业洽谈采购商品事宜。然而让张国臣没想到的是，这次的进货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出差时花亏了2000多元以及汕头供货方的一块电子表，张国臣被上级停止工作。1983年6月，张国臣因为涉嫌贪污罪、投机倒把罪、受贿罪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拘留。1983年10月，新街口联社做出开除张国臣公职的决定，开除时间自张国臣被判决之日起计算。

    张国臣被释放后，因为其之前在电机器件行业的名气，一些同行和朋友找到他，希望他去担任副厂长职务，改变一些工厂的落后面貌。当时45岁，仍然是壮年的张国臣又激发起重新干一番事业的信心。

    当张国臣兴致勃勃地来到街道办事处与张国臣电机修理厂联系寻找自己的档案时，却被告知“档案找不到了”。张国臣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档案可谓“寸步难行”。

 25年的“黑人”岁月

    焦急的张国臣到处去寻找自己的“命根子”——档案，但他怎么都没有想到，他的档案神秘消失了，“找了几年，街道办负责档案的人都去世了，我的档案还是不知所踪”。

    那几年，张国臣不再是风光无限的企业家、技术能手，他跌落在人生的谷底。和所有满怀理想又怀才不遇的人一样，张国臣拼命地挣扎和努力，然而，他成了完全没有控制自己命运权利的人。

    查找档案的日子越来越长，张国臣的希望也被磨得越来越少，“眼前一片黑暗”。难道档案丢失了，就可以把自己几十年的经历全部抹白了吗？

    这几十年来，受过多少苦张国臣自己都说不清了，“太苦了”三个字不时地出现在他的叙述中。张国臣认为，自己虽然曾经犯过罪，但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社会对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刑满释放的人权利同样应受到尊重！

    由于没有生活来源，张国臣不得已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工作。每天早出晚归，累得筋疲力尽，换来的却都是相同的结果：被拒之门外。

    为了能填饱肚子，张国臣只能为别人打零工，每月拿着仅够糊口的钱度日，而且还朝不保夕。

    光阴荏苒，转眼20来年过去了。张国臣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每日愈下，由于没有任何社会保险，张国臣有病都是拖着不去医院看，“我的一口牙都是痛死的”。

    1998年，张国臣60岁了，他发现，周围邻居、朋友中与自己近乎同龄的人，有的通过缴纳养老保险，准备到年龄办理退休手续，以安享晚年；有的每月领取社会最低生活保障金，日子过得还说得过去。唯独自己，除了一身病以外，一无所有。

    张国臣开始担忧自己的养老问题，想到自己万一有一天干不动力气活了该怎么办？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他。可是当他去劳动保障部门咨询自己的养老问题时，他得知无论是办理养老保险，还是最低生活保障，都需要用到人事档案。

    2000年，街道办事处通知张国臣，说要给他补办档案。已经62岁的张国臣开始艰难寻找证明人的历程，通过人托人的原始办法，张国臣把自己念书、入团、入党、工作等经历的证明人都找到了，期间的过程可谓费尽周折。

    证明开齐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档案的事情又拖了下去。直到2001年，张国臣才办理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的相关手续，但他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难。一个月400多元低保让他房租都交不起，每天只能靠捡拾别人不要的烂菜、烂水果生活。

    想起自己当初的风光，张国臣说自己如今都是低着头走路，因为“觉得自己不是个人了”。虽然越来越绝望，但张国臣也没有放弃找到自己档案的念头。

    目前，“找到档案，找回身份，老有所依”是张国臣的唯一希望。

    档案之诉

    在档案丢失的25年里，张国臣尽管身在北京，却总有一种没根的感觉。看着自己在世上的日子越来越少，生活中因为档案丢失而受到的挫折，时不时地在他的脑海里出现。张国臣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7年，张国臣找到自己曾经的供销科长，现在当律师的老同事。老同事建议他用法律维护自己失去的25年。

    2007年4月10日，张国臣把负责保管自己档案的街道办事处、新街工贸集团、新街口派出所告上了法庭。

    想着自己度日如年的日子，张国臣提出了30万元的赔偿，同时要求新街口办事处与新街工贸集团为自己办理退休手续。“我也想生活得有尊严”，张国臣说多少金钱都难以弥补已经逝去的时间及自己消耗的体力和精力。

    对于张国臣的起诉，街道办事处认为，张国臣因贪污罪判刑入狱后，他的人事档案由新街口街道组织人事部门移交给新街口派出所。根据国家政策的规定，张国臣在1998年达到退休年龄，应办理退休手续，享受退休待遇。但因为张国臣被判刑和开除公职，他已经失去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和享受干部退休待遇的权利。

    新街工贸集团表示，张国臣属于街道办事处管理的国家干部，不属于电机修理厂的职工，与电机修理厂不存在劳动关系，电机修理厂也没有保管过张国臣的档案。

    新街口派出所则表示张国臣的档案并没有丢失，现在新街口派出所，但档案转到派出所的时间不详。保存判刑人员的档案并不是派出所的法定义务。同时张国臣没有举证自己来派出所找过档案，也没有举证证明其档案丢失和存在经济损失。

    经过一年的等待，2008年7月7日，张国臣老人领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份民事诉讼的胜诉判决书，两天前他刚刚过完自己70岁的生日。

    法院经审理查明后认为，新街口街道办事处作为张国臣的用人单位，负有妥善保管张国臣档案以及及时告知张国臣档案转移情况的义务。新街口派出所作为张国臣档案的实际保管单位，应该及时告知张国臣档案的相关状况。张国臣被释放后，多方查找档案未果，新街口办事处及新街口派出所未及时告知张国臣档案的下落，给其造了损害，应该酌情给予赔偿。

    法院支持了张国臣的部分诉讼，判决新街口街道办事处和新街口派出所赔偿张国臣人民币4万元。

    风雨过后，依然没有见到阳光。

    2008年7月29日，70岁的张国臣坐在自己没有窗户、长年不见阳光的10平方米的陋室里拿着判决书时却心绪难平：25年的“黑人”生活，4万元就能补偿？

    目前新街口街道办事处不服一审判决已经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对此，张国臣也提起了上诉，“3 年的监狱生活是我人生的一个波折，但25年的档案丢失，却把我给磨得家破人亡。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讨个说法”。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8月下半月刊)

http://news.hsw.cn/2008-08/22/content_10227319.htm

http://news.hsw.cn/2008-08/20/content_10222207.htm

日本人的野心

　早在和会召开之前，北洋政府就规定了中国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其中的重中之重，是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就一般法理而言，中国是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战胜国收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乃天经地义。但由于日本的野心，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1914年8月，日本不顾中国反对，悍然在中国领土上对德宣战，强行控制了山东，并占有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还迫使北洋政府签定了有关条约。日本参加和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想在国际社会进一步确认其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的合法性。

　1919年1月27日和28日，中日两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主权归属问题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手持一份份文件，诡辩日本应该按照这些文件的相关条例无条件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力和财产。这些文件大多是1914年至1918年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日本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中有关中国山东主权归属的部分。包括《二十一条》《西原借款协定》等。

　面对日本代表的虎视眈眈，中国代表团一致推举对中日关系颇有研究的顾维钧发言。这位年仅32岁的青年缓缓走上讲台，神色镇定，代表国家和民族脱稿作出了强有力争辩，他的论点主要有三：一，中国人不能放弃山东主权，就如同基督教徒不能放弃耶路撒冷；二，战时中国与日本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被迫的，这些条约的基础并不合法；三，根据公法法理，中德宣战，意味着德国在中国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即已被中国收回，德国在中国既然已无权利，又何谈日本的继承问题？这一精彩发言赢得了除日本代表外的与会代表的一片掌声。第一回合，中国胜利了！

档案箱的失踪

　然而，对于看重证据的西方国家代表来说，顾维钧的发言，虽然精彩、也情理备至，证据却不足。于是，巴黎和会的主席团要求中国代表团在一周之内就顾维钧在会上所发表观点提交一份书面声明，并将能证明这份声明的中日问题档案文件附于声明之后。鉴于顾维钧的出色表现，中国使团决定由他主要负责书面声明的准备和起草事宜。

　顾维钧，字少川，1887年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1905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先后任袁世凯总统府英文秘书，外交部参事。1915年任驻美、日等国公使，参加巴黎和会前他任驻美大使。对于具有较多国际外交经验的顾维钧来说，他深知，这份书面声明对于中国阐明山东主权归属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深知，在巴黎和会中有最终决定权的只是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中国的书声明要想说服这些西方国家代表，关键在于附在声明之后的那些档案文件。于是，顾维钧在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之后决定，为使声明具有说服力，必须在声明后附上中日之间自1914年至1918年所签署条约和协定的所有档案资料。

　就在顾维钧等人忙着搜集档案资料时，问题出现了。从北京启程时，中国代表团为了有所准备，曾经带有一个密码档案箱。箱内装着若干从北洋政府外交部调出的，有关满、鲁、蒙、藏问题的绝密档案，其中包括许多连中国驻外使团都不知道的，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一些密约及各种借款协定的原件。这个档案箱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当中国代表团真正需要它时，却发现它不翼而飞了。

　它是什么时候丢的？在哪里丢的？何人所为？据中国代表团推测，它在日本丢失，被日本情报部门蓄意窃取的可能性最大。档案箱中装的文件，只有日本才深感兴趣，因为这些文件中的内容涉及许多日本不可告人的秘密，如果这些文件暴露于巴黎和会上，将对日本十分不利。而中国的档案资料不全，日本就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掌握的档案资料来说事，这无疑会削弱中国方面说辞的说服力。而且，日本的情报工作无孔不入，中国代表团是坐船横渡太平洋到达巴黎的，其中轮船要分别在日本、美国、英国及法国停靠，很多成员说，到达美国之后就没有再见到过这个档案箱，所以，它很可能是轮船在日本靠岸时，就被日本情报人员窃取了。如果它真被日本拿走了，日本是绝对不会承认的，更别提归还给中国人。

　但即使还有一丝希望，中国代表团也不能放弃。有的代表团成员回忆，在到达美国纽约港码头时，好像还见到过它。根据这一线索，中国代表团分别致电华盛顿和纽约领事馆，电询此事。纽约领事馆的总领事邹玉成立刻联络美国方面轮船行李处的负责人和码头上的管事人，结果却是空手而归。之后，虽然经过百般查找，始终没有找到。至今，这个档案箱失踪事件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

　为了使资料尽可能完备，中国代表团急电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用电报的方式将中日之间涉及山东问题的文件传到巴黎。而外交部却答复，档案箱中的许多文件是原始档案，无备份，只能尽可能将和会开幕前几个月内中日缔结的协定和换文发送给代表。

　顾维钧在整理档案资料的过程中很费了一番周折。由于从北京发过来的协定内容很长，电报又要经过破译，而且常常还会因为电报字迹不清或有所遗漏而不得不再次电询。中国外交部虽然按照代表团的要求陆陆续续传了一些文件，但资料最终都不全，特别是中日之间合办铁路协定和参战借款协定。应该说，这对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争夺山东主权制造了障碍。对于这次准备书面声明及附件的经过，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自己“颇感孤立无援”。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的巨头英、法、美三国根据日本提供的所谓“证据”——1915年中日签订的《关于山东条约》、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等不平等条约，作出决定：“德国在胶州及山东所有各项权利，一概放弃，交予日本，日本自愿担任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的责任，并将之写入《协约参战各国对德合约》中。毫无疑问，这个决定对中国是极其不公正的。中国代表团对此决定提出了强烈抗议，中国国内也随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众抗议浪潮。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发表声明，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虽然，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在山东问题上作出不利于中国决定的根本原因是“弱国无外交”；虽然，在1920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最终从日本手中夺回了山东主权。但巴黎和会上的档案箱失踪事件对于20世纪之初缺乏档案意识的中国外交界而言，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原载于中国档案资讯网

http://www.saac.gov.cn/articleaction.do?method=view&id=ff8080811958159701197dc4c9440004

　　支付预算

　　3000元购买比赛器材

　　在《成都市市民运动大会支付预算书》封面上，清晰写有“民国二十八年九月造报”字样。据档案记载，第一届成都市民运动大会于1939年10月7日开幕，以“双十节”为界分两个阶段举行：第一阶段为10月7日至9日，分别举行田径赛及各杂项运动。“双十节”后10天，则举行各项球类比赛及越野赛跑等。每项运动中取得前三名优胜者，分别被授予“优胜章”一枚，其中成绩卓越或田径成绩超越全川纪录者，另有奖品作为鼓励。

　　在采购清单上分类标注着：篮球3个、足球3个、排球3个、网球10筒、垒球2个、棕枪2支、铁饼2个、铜球2个、田径赛器具高栏80个、中栏80个、跑表3只、皮尺1个等。而举办本届运动大会的总体花费预算仅3000元。

　　征集项目

　　“抗战建国”最受欢迎

　　运动大会分为市民组、少年组、军事学校组、学生组和公余组等5组，项目初步定有14个，分别是田径赛、球类运动、自行车赛、越野跑、郊外竞走、障碍赛跑、国术比赛、手榴弹掷投比赛、人力车比赛、射击比赛、杂项运动、团体及个人表演等，但由于当时处在抗战建国期间，所以明确规定6人以上可以要求增加新项目。“为了鼓励和提倡真正民众运动起见，除第十条所规定之项目外，凡有6人以上之请求增加新项目，尤以关于目前抗战建国之运动，更为本会所欢迎……”凡是希望增加成新运动项目的，需要在报名截止前上交正式请求书，并附上详细比赛方法的说明，经审查后合乎比赛性质，并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将被采纳。

　　公园竞技

　　另类比赛妙趣横生

　　“据档案资料记载，第一届成都市市民运动大会中除越野赛跑及郊外竞走外，其余比赛项目都在少城公园市民教馆公共体育场举行……”翻着眼前的档案，姬勇说，当年的“少城公园”其实就是今天的人民公园，在这次运动大会比赛中，除了现在各种常规比赛项目外，还有独具当时“抗战建国”特色的运动项目，例如武装竞走、担架比赛、手榴弹掷投比赛、人力车比赛等。

　　而当时的杂项运动中，又包含了踢毽子、举石锁等民间运动项目。

　　相关资料

　　1939年成都申办全运会

　　随着期盼已久的北京奥运会开幕，昨(9)日，成都市档案馆公布了成都最早时期申请全国运动会的相关资料。

　　在成都市政府当时上书给教育部的报告中提到：“窃查全国运动会例应每年举办一次，分别在首都或外省举办，原为提倡国民体育，促进民族健康，寓意深远，未容漠视。……值抗战当前，我国民显求战争之胜利，尤须具健全之体格……”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成都市政府对体育运动的热忱与支持。

　　报告在最后中提到，“所有场址由四川省政府暨成都市政府负责勘定征用，地面建筑及一切设备拟请大部拨款，指派专员设计办理。”起草时间为1939年11月13日。但是成都这次申办运动会并未成功，因正值抗战期间，教育部给出了“缓议”的回复。直到国民党即将崩溃之时，也就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终于在当年的5月5日—16日在上海市江湾体育场举行，这是旧中国最后一届全国运动会。(姬勇早报记者吴佳惠高洋摄影刘筱庆)

http://news.zj.com/detail/908487.html

 请示疏浚蒲汇塘河道，在七宝增设派出机构，从青浦调派官员到闵行……这些不是今天的政府文书，而是清朝官员给皇帝上的奏折——闵行区档案馆工作人员近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寻访发现了6件与闵行相关的奏折，最早为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最晚为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这些不为人所知的珍贵资料，将制作成复制件于明年对市民展出。 

　　四代皇帝六次朱批 

　　在这六份奏折中最早的乾隆九年奏折，是当时的江苏巡抚陈大受，申请在当时属于青浦县管辖的七宝镇，设立一处县衙派出机构。乾隆皇帝的朱批是“该部议奏”，也就是把这份申请交由吏部讨论。 

　　除了乾隆皇帝外，六份奏折中另有两份可以看到道光皇帝的朱批，还有咸丰皇帝和光绪皇帝的朱批奏折各一份。而宣统二年关于闵行的奏折，由于当时的宣统皇帝溥仪年幼，由摄政王载沣批复。 

　　历史名人现身奏折 

　　在这六份奏折中，除了可以看到闵行历史发展的轨迹外，还可以见到闵行历史人物的历史痕迹。 

　　闵行所出的最后一位清朝进士——秦锡圭任山西寿阳知县时，恰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秦锡圭曾准备了一批粮食用于接待。后来慈禧、光绪改变了线路，当地又遭遇天灾，秦锡圭便通过山西巡抚转奏朝廷，要求把粮食转而用于赈灾，光绪皇帝在这份奏折上批示了“著照所请”。 

　　秦锡圭为官时颇有清廉、爱民的评价，辛亥革命后也被选为民国第一届国会参议员。从奏折中，他的为官原则可见一斑。 

　　六份奏折中，宣统二年的奏折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闵行籍的老同盟会会员、民国元老钮永建当时担任广西兵备处帮办，要求停职赴德国学习军事。这份奏折申请批复他的要求，并给予公费留学生的待遇。奏折上的批复为“该部知道”。 

　　钮永建就是靠着这份奏折脱身到了海外，又接受任务转往上海。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和陈其美等人一同在上海起义，成功光复上海。辛亥革命后，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次长，代行参谋总长的职务。国共合作北伐期间，又经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 

　　奏折复制件明年面世 

　　这些寻访到的奏折，闵行区档案局均已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制作相应的仿真复制件。待明年区档案馆新馆开放后，作为闵行区区史陈列资料，与参观者见面。 

　　除清代档案之外，闵行区档案局还寻访到一批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关于闵行的政府文书，以及解放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本市党委政府关于建设闵行工业基地的相关文书，这些珍贵资料也有望得到仿制，向公众展示。

http://www.news365.com.cn/wxpd/sh/mh/200808/t20080804_1975902.htm